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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失公正”之定位
2013年12月20日 11:05 来源:《当代法学》第2010-4期 作者:李哲范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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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我国,一方面,“显失公正”既是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变更权的实质条件,是为明确司法变更权的适用范围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概念;另一方面,“显失公正”又与滥用行政裁量权密切相关,是影响司法对行政裁量权规制方式的重要理论范畴。因此,梳理并分析滥用行政裁量权、“显失公正”的涵义和性质以及两者区别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之上,对于“显失公正”的重新定位,也将为我国完善司法变更权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行政诉讼 显失公正 滥用行政裁量权 司法变更权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显失公正”一直是在行政法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4)项的规定,“显失公正”是适用司法变更权的必备要件。然而,2000年3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只对司法变更权的适用原则作出规定,而对法律特有的、关键性的“显示公正”却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时至今日,学界对“显失公正”仍然存在分歧,观点不一。因此,明确“显失公正”的定位,无疑对界定司法变更权的范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厘清“显失公正”与滥用行政裁量权的关系,试图阐明“显失公正”在行政裁量权中应有的地位,从而明确厘定行政诉讼司法变更权的适用范围。
  一、滥用行政裁量权的内涵与性质
  (一)滥用行政裁量权的内涵
  “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⑴,也是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滥用行政裁量权并不是法律概念,作为人民法院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理由,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规定了“滥用职权”。目前,行政法学界对“滥用职权”与滥用行政裁量权的内涵是否一致存在着争议。⑵笔者认为,对此问题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但是,学术界对行政滥用职权实质上属于滥用行政裁量权的理解上,似乎并无异议。从此意义上,为避免概念使用上的混乱,本文将两者作为相同的概念使用,并采用“滥用行政裁量权”一词。
  总体而言,我国的学界在对滥用行政裁量权的界定上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学说。
  以故意作为滥用裁量权的必要条件,界定滥用行政裁量权涵义的观点,称为狭义说。罗豪才教授认为,“滥用职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故意违背法律所授予职权的目的,在法定范围内做出不符合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的具体行政行为。”[1](P406)主要表现为:“动机和目的违法,追求不当利益;工作方式和工作态度武断专横;行为后果显失公正”,而且这种行为在“主观上必须是有违法故意,这是形成滥用职权的前提条件,也是它同其他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最主要的区别。”[1](P407—409)
  不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在主观上有无故意,而广泛界定滥用行政裁量权范围的观点,称为广义说。广义说中,朱新力教授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在对国内外关于滥用职权、滥用行政裁量权的观点进行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滥用职权,即滥用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在职务权限范围内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自由裁量行为。其特点表现为:第一,滥用职权是一种违法的行政行为;第二,滥用职权只发生在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第三,滥用职权是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自由裁量行为。轻微的不合理、一般的不当不发生对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违反,这种行为属行政不当,不构成滥用职权;第四,滥用职权是发生在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行为的总概念。[2](P34)同时,他把滥用职权的具体情形概括为:背离法定目的;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严重不当;行政不作为;不正当的程序;行为结果的显失公正。[2](P34—35)
  从扩大司法对行政裁量权范围的角度来看,广义说理应得到支持。但是在我国,狭义说却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赞同并成为通说。在审判实务中也普遍地采纳了狭义说,致使适用“滥用职权”只限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出于恶意或报复而行使裁量权的案件,⑶其结果导致了滥用行政裁量权的范围过于狭窄,数量甚少。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权对行政裁量权的有效控制。如果把故意作为构成滥用裁量权的前提要件,那么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对滥用行政裁量权的司法控制将受到严格的限制,不利于充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笔者主张,应从广义上对滥用行政裁量权作出界定。亦即,滥用行政裁量权,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裁量权限的范围内不正当行使行政权力的违法行为。包括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目的、不正当的目的、不相关的考虑、事实的误认、违反比例原则和平等原则、社会通念、违反程序等等⑸。
  (二)滥用行政裁量权的性质
  关于滥用行政裁量权的性质,一种观点认为,滥用行政裁量权是一种违法行为,即“行政滥用职权是一种违法行为,而不是行政不当行为。”[3](P11)另一种观点认为,滥用行政裁量权属于不当行政,是不合理的行政行为,而不是违法行为。
  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第5目将“滥用职权”确定为行政违法行为之一,从而构成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的对象。因此,将滥用行政裁量权视为“不当”的观点是错误的。应当注意的是,滥用行政裁量权在性质上是否属于违法的问题与是否将不合理的行政裁量行为纳入司法控制范围的问题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能相混淆。
  二、“显失公正”的内涵与性质 
  (一)“显失公正”的内涵
  一般认为,“显失公正”是“明显的不公正,是指具有通常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准的人均可判断的不公正”,⑹或者是指“行政处罚在形式上不违法,但与法律的精神相违背,损害了个人和社会的利益而表现出明显的不公正。”⑺可以说,这种界定都没有深刻、准确地揭示出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本质内涵,仍然让人感到比较抽象。因此,学界为探究“显失公正”的明确内涵提出了各种有益的见解。⑻然而,由于“显失公正”一词本身具有的“公正、正直”等内容存在不确定性,很难清晰地界定其涵义和外延。这就需要法官积累丰富的审判经验,在个案中进一步把握和探讨。在审判实践中,一般认为,处罚内容虽在法定幅度内,但偏离法律、法规的目的,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与其所受的行政处罚极不适应,或者考虑了不相关因素及没有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违背比例原则和处罚相当原则,处罚标准不当“罚超其过”;违背平等原则,处罚标准不一、同责不同罚等行政处罚均属于“显失公正”。[4](P112)
  (二)“显失公正”的性质
  如何理解“显失公正”行政处罚的性质直接影响司法变更权的范围,同时也关系到司法审查方式上的差异。所以,学界一直关注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是否属于违法的问题。1990年,崔卓兰教授在《法学研究》第3期上发表《显失公正行政处罚的不合法》一文以来,经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打破了曾一度居于支配地位的“例外”说⑼的局限,在“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性质属于违法而不是不当或不合理的问题上似乎达成了共识。现在,认为“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在性质上属于违法,或者司法变更权的审查属于合法性审查的“合法性审查说”,后来居上成为了通说。这一点,在2002年10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第(6)项规定中得到了证实。⑽毫无疑问,这些为明确界定“显失公正”的范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可靠的法律依据。
  问题是,将“显失公正”视为违法的情况下,“例外”说的不当(不合理)与通说的违法的范围是否存在差异。也就是说,如果“例外”说与通说所确认的不当与违法差异甚小,或者极为接近,那么,司法变更权的范围变化也甚小,或者其范围几乎没有引起变化;如果“例外”说的不当与通说的违法的范围存在明显的差异,那么,就意味着显失公正行政处罚的范围比起立法当时趋于狭窄。如果属于后者,则说明司法变更权的范围也变得狭窄。这样看来,有关司法变更权性质的理论违背了对行政处罚加以特殊的司法控制并有效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意味着司法变更权的理论正在倒退,而不是在发展。因此,澄清上述两种观点所主张的违法与不当的范围是否一致是至关重要的。
  一般而言,法律、法规规定行政处罚的情形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法律、法规只规定行政机关可以行使处罚权,未对处罚种类、处罚幅度作出明确规定;(二)法律、法规只规定处罚种类,未规定处罚幅度;(三)法律、法规既规定处罚种类也规定处罚幅度。根据“例外说”的观点,在上述的第(一)种情况下,无论行政机关选择何种处罚,确定多大的幅度均属于合理性的问题。在第(二)种情况下,在选择处罚种类上存在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区别。(1)在同一个法律中对不同的违法行为分别规定了不同的罚种。如果行政机关在处理此种行为时适用彼种行为的罚种,这就是一种不合法的处罚,不涉及是否“显失公正”的问题;(2)在同一个法律中对某种违法行为规定了若干不同的罚种。如果行政机关在行使处罚权时,本应选择一个最轻的罚种却都选择了一个最重的罚种,或者与之相反的,均涉及“显失公正”的问题。在第(三)种情况下,(1)凡是正确选择罚种的前提下,处罚幅度上的畸轻畸重都是“显失公正”的。(2)而在同样的前提下,超过了这个罚种所确定的幅度,则属于合法性问题,法院对此无权变更,只能判决撤销。
  然而,通说所主张的“显失公正”属于违法的情形,既包括上述三种情形中“例外”说所说的涉及合理性的“显失公正”,也包括被“例外”说排出的涉及违法性的行政处罚。因此,可以断定,与“例外”说相比,通说确定的“显失公正”的范围相对宽泛。
  从审判实践来看,对于同一类型的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在部分法官看来属于违法,而在另一部分法官看来则属于不当,违法与不当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⑾因此,在我国,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所涉及的行政裁量问题,如同国外的行政裁量逾越和滥用构成违法一样,实际上也属于合法性问题。如前所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属于合法性审查。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很微妙并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在我国,如同在国外,将行政裁量权的行使违反法律的宗旨、目的的行为看作违法行为,那么,格外重要的是,究竟以什么样的标准、程度衡量行政裁量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因此,有的学者指出:“如果将违法概念的内涵扩大到违背法律目的、原则和精神,那么合理性原则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价值,整个行政法治理论也必须重新构筑,在这种新的理论框架里,行政瑕疵只有违法行政一种类型,不当行政的概念将不复存在。因为,任何一种我们现在称之为不当行政或不合理行政的行政瑕疵,从本质上分析都背离了法律的目的、原则和精神。”[5](P116)显然,我国部分学者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目前尚无可进行理论辨析的参考案例,因此,有待于审判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发展。
  三、“显失公正”与滥用裁量权的区别 
  关于如何区别“显失公正”与滥用行政裁量权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显失公正属于违法,滥用裁量权属于不合理;另一种观点是,以“显失公正”和滥用行政裁量权均属违法为前提,对二者进行区分。如前所述,对“显失公正”和滥用行政裁量权属于违法的问题上,已经在司法解释和立法上得到解明。因此,本文所要考察的焦点为后者。综观以二者均违法为前提区别两者的观点,根据其区别的方法,可分为实质区别说和形式区别说。
  (1)实质区别说
  实质区别说又细分为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以违法的程度为标准区分二者的观点。袁明圣教授认为,“显失公正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就是表面上合法但内容极不合理的行政行为。而内容不合理的行政行为必然与法律、法规的目的以及法律、法规的内在公正合理原则相背离,因此,从实质上看,显失公正的行为必然是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是滥用职权在结果上的极端反映。”但是,“显失公正的行政行为虽然从总体上看,大都是滥用职权的结果,但它也可能是由于行政机关或工作人员主观意志以外的其他原因所引起的。”[6](P20—21)因这种观点采用了广义上的滥用行政裁量权说,所以滥用行政裁量权的行政处罚比显失公正行政处罚的范围更为广泛。另一种是以主观故意为标准区分二者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滥用职权是由故意造成的,即它一般是行政主体故意违背立法精神原则,一般要从主观上判断;而显失公正则是客观结果上推出的,但却不都是滥用职权造成的。”[7](P117—118)不少学者持类似观点。⑿由于上述见解,从狭义上把握滥用行政裁量权,因此,依这种观点,属于滥用行政裁量权的行政处罚比显失公正行政处罚的范围狭窄。
  (2)形式区别说
  傅思明教授认为,“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本质上属于滥用行政职权的违法行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在适用范围上,‘显失公正’仅适用于行政处罚;‘滥用职权’适用于一切具体行政行为。在判决结果上,‘显失公正’可以予以变更;‘滥用职权’只能予以撤销。”[8](P234—235)形式区别说的特点在于,无论是出于故意还是不正当地行使行政权均视为滥用行政裁量权,从而广泛地界定滥用行政裁量权的范围,同时,认为滥用行政裁量权与“显失公正”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并在这一点上与实质区别说不同。
  尽管形式区别说与实质区别说存在上述区别,但为避免“滥用职权”和“显失公正”的适用在判决上所发生的轻重颠倒的矛盾,学界普遍认为,对前者判决撤销属于义务,而对后者“可以判决变更”则属于权力,“可以”两字意味着法院可以判决变更,也可以不判决变更,而判决撤销,⒀或者这里的“可以”,不是说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人民法院可以变更,也可以维持;而是说可以判决变更,也可判决撤销,由行政机关重新处罚。⒁
  四、对显失公正行政处罚的定位 
  (一)存在的问题
  本文之所以花费大量篇幅试图论证“显失公正”和滥用行政裁量权的涵义、性质以及两者的区别,是想说明在我国要明确司法变更权的范围,首先要明确界定“显失公正”在行政裁量中的空间范围。然而,从前述的考察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学界在“显失公正”、滥用行政裁量权的涵义以及两者的关系问题上,众说纷纭,仍然面临理论困境和实践尴尬。在笔者看来,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们忽视了“显失公正”仅适用于行政处罚的立法意图,将平常意义上的“显失公正”一词当作衡量行政行为或者滥用行政裁量权程度的概念,从而导致概念使用上的混乱。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滥用职权在“客观方面必须具有很不合理、显失公正等情况”,[9](P596)或者滥用职权的表现之一就是“极不合理或显失公正”。[9](P595)人们已经习惯于这种说法,很少对其是否恰当提出质疑。于是关于“显失公正”的各种议论超越了本来应有的领域得以展开。如果从一般词义上理解上述表述,则没有任何错误,显失公正即滥用职权的表现形式。但是,《行政诉讼法》中的“显失公正”是指行政处罚的显失公正,而不是指行政行为的显失公正。因此,在其与滥用行政裁量权的关系问题上,就不能得出滥用行政裁量权的行为必须是显失公正的行为的结论。因此,笔者主张,为避免概念之间的矛盾,作为衡量行政裁量权是否违法及其程度的概念,应当使用“裁量明显不当”⒂等用词。
  第二,造成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对行政裁量权的理论研究和判例实践。当人们阐述“显失公正”与“滥用职权(即滥用行政裁量权)”的关系时,普遍地认为对“滥用职权”强调的是主观故意,而对“显失公正”强调的是客观结果。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滥用职权的行为在结果上都是显失公正的,而显失公正的行为在主观上都是滥用职权的。”[8](P234)一方面,由于“显失公正”和“显失公正的行为”概念的混同,导致在认识上存在诸多偏颇,尤其是在“显失公正”与滥用裁量权的关系上,出现类似诸多值得商榷的观点。另一方面,除正确把握“显失公正”的本来内涵和性质外,如何界定滥用裁量权的涵义及其表现形式是对“显失公正”作出定位的前提条件。如果以主观过错为要件,在狭义上理解滥用行政裁量权,显失公正行政处罚的范围则相对狭窄;如果放弃主观过错要件,在广义上理解滥用行政裁量权,显失公正行政处罚的范围则相对宽泛一些。
  第三,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忽略了《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4)项中规定的“可以”背后隐含的法理。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可以”而不是“应当”或者“必须”变更。可以作出变更判决,也可以不作出变更判决而作出撤销判决。因此,“可以”意味着人民法院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作出变更判决;拥有一定的司法裁量权。然而,该司法裁量权是按照一定的基准行使的,即只有当有证据表明,被告行政机关有意对抗司法权,在法院宣判撤销行政行为之后,仍然有可能再次作出与原处罚基本相同的行政处罚的时候,才适用司法变更权,否则适用撤销判决。[10](P45)在本文,将这种适用变更判决的实质性基准称为“实效性标准”。
  从理论上讲,人民法院可以以“行政处罚显失公正”为由,在作出撤销判决的同时判决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对于具备“行政处罚显失公正”要件的,是否选择适用变更判决是人民法院的权力,而衡量行使这个权力的标准就是“实效性标准”。从这种意义上,“实效性标准”对司法变更权的适用起着最终的决定性作用。然而,我国行政法学界关于司法变更权的研究重点侧重于“显失公正”涵义的界定上,而忽视了“实效性标准”。通常,人民法院的判决格式为“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判决……”。因此,在行政判决书中更是难以寻找选择变更判决的参考性标准,可供我们仔细推敲和考究。
  (二)本文的基本思路
  从理论上来讲,对“显失公正”可以作出三种定位:一种是将“显失公正”作为属于合理性范畴的概念界定其范围,“例外”说属于这一种;第二种是将“显失公正”与滥用行政裁量权的关系视为“对等的关系”,两者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第三种是将“显失公正”视为“滥用职权”最严重的一种表现。
  必须强调的是,无论作出哪一种定位,必须以广义的滥用行政裁量权概念为前提。这是因为,如果以报复或恶意等主观故意等严格要件作为滥用裁量权的前提,“滥用职权”的涵义则受到严格的限制,而“显失公正”又只限定在行政处罚,因此严格限定的滥用裁量权与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范围以外的大量的违法裁量行为被排除在司法控制的范围之外。最终,使得《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滥用职权”徒具形式化。因此,学者们力图从广义上界定滥用行政裁量权,这种尝试越来越得到广泛的支持。⒃也出于这种原因,笔者赞成广义上的滥用行政裁量权说。
  关于“显失公正”的定位的第一种方式,如前所述,尚缺乏理论根据和审判实务的经验,有待于其理论和实务的发展。关于第二种定位,因为该观点“把显失公正理解成与滥用职权相并列或交叉的同等级违法形式,明显违背行政诉讼法的宗旨——平等地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平等地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因为这种观点必然造成同属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和非行政处罚行为受到不平等的司法待遇。”[2](P33)因此,笔者赞同第三种定位。
  在笔者看来,行政处罚“显失公正”与滥用职权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是滥用职权或滥用行政裁量权的一种,是滥用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极端表现,是对滥用行政处罚权程度最为深刻的一种,可称为“严重滥用行政处罚权”。“滥用职权”或者滥用行政裁量权,可能是由主观故意引起的,也可能是由于行政机关或工作人员主观意志以外的其他原因所引起的。但是,行使权力不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是基于管理者个人利益或者小集团利益,甚至假公济私、带有报复心理因素或其他不良动机的行政处罚,应视为“显失公正”。因为,即便被人民法院撤销,而出于主观恶意、不良动机和目的所作出的行政处罚,最有可能有意或无意重新作出新的不当违法行为,原告再次诉诸法院,导致重复诉讼,不利于有效地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将传统的“例外”说所称的“显失公正”视为一端,那么,本文所说的“显失公正”为与其相反的另一端。
  五、结语 
  本文将“显失公正”定位为滥用行政裁量权的一种形式,属于最为严重的滥用行政处罚权。之所以作出这种限定的定位,是基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合理权衡,力图更加明确地把握限定司法变更权的立法意图。
  然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4)项的规定,毫无疑问,人民法院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也可以判决撤销或者判令行政机关重做。也就是说,即使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是否采用变更判决取决于是否具备“实效性”要件。显然,“实效性标准”要比“显失公正行政处罚”的要件显得更为重要。根据《若干解释》第60条第1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如不及时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当事人利益造成损失的,可以限定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即人民法院判决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必要要件就是,是否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乃至当事人的利益带来损害。然而,《若干解释》对变更判决则没有作出类似的规定。学界研究的焦点仍停留在“可以作出变更判决,也可以作出撤销判决”的解释上,而最高人民法院也只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属于“显失公正”问题上,提供了指导性见解,⒄实务界却未提供为何适用变更判决而未适用撤销判决(包括重做判决)的可参考的案例,致使在选择变更判决问题上缺乏标准。因此,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是否适用司法变更权问题上,应作出“实效性标准”规定,从而使司法变更权的适用更具有操作性和实用性。
  从《行政诉讼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根本目的来看,过分限定司法变更权的适用范围将不利于有效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从这种意义上,或许将滥用行政裁量权与“显失公正”不作区别等同对待的观点值得商榷。但是,如果等同对待两者,有可能发生将本来属于“滥用职权”的行为作为“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来适用司法变更权的情形。这样,不仅导致“滥用职权”流于形式,而且有可能导致司法变更权的泛滥,破坏立法应有的制度设置。当然,笔者将关注这些问题的相关理论发展和实务界的动向,在条件成熟时,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
  【作者介绍】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美]B·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66页。
  ⑵关于此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滥用职权并不只限于滥用行政裁量权,参见姚锐敏:《关于行政滥用职权的范围和性质的探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9卷第5期,第114—116页;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职权就是滥用行政裁量权,参见胡建淼:《有关行政滥用职权的内涵及其表现的学理探讨》,《法学研究》1992年第3期,第10—11页。
  ⑶参见:《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处理—某铁合金厂不服某计量所处罚案》,林建军主编:《行政诉讼法实务与案例评析》,中国工商出版社2002年版,第443—444页。
  ⑷根据沈岿博士对《人民法院案例选》(行政卷,1992—1999年合订本)中选录的270个案例进行的研究表明,“在270个案例中,行政机关败诉的为182件。在判决中明确适用滥用职权标准的只有6个案例,加上原告撤诉、法院未就实体问题进行盘踞但评析认为构成滥用职权的一个案例,共7个案例,占败诉案例的3.85%。即使再加上盘踞中未适用滥用职权标准、只是评析认为属于滥用职权的3个案例,也才10个,仅占败诉案例的5.49%。”参见沈岿:《行政诉讼确立‘裁量明显不当’标准之议》,《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第31页。
  ⑸在日本,广泛地确认行政裁量权的逾越、滥用。参见[日]芝池义一:《行政法总论讲义》 (第4版增订版),有斐阁2006年版,第82—84页。
  ⑹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新编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7页。另参见姜明安:《行政诉讼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303页。
  ⑺张步洪、王万华编著:《行政诉讼法律解释与判例述评》,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438页。
  ⑻参见如朱新力:《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确认标准研究》,《行政法学研究》1993年第1期,第33—36页;林莉红:《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新论》,《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64—65页等。
  ⑼《若干解释》颁布以前,多数学者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为依据,普遍认为,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是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例外地承认对司法变更权的合理性审查。将这种观点称为“例外”说或合法性审查说。根据“例外”说,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在性质上属于不当,而不是违法。
  ⑽第6条第(6)项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六)行政处罚是否显失公正;……。”另外,《若干解释》第56条第(2)项规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⑾参见王红韦:《关于骆淑芬诉天津市公安局对侵犯其人身权利治安处罚显失公正案的评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行政卷,1992—1996年合订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0页;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认定及司法变更权的行使》,全国法院系统第八届学术讨论会评选委员会编:《行政审判疑难问题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宋丽不服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拘留处罚案”,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编《上海法院典型案例丛编》(行政、刑事案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8页,林民华:《关于王某诉某公安局治安处罚行使公正案的评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北京行政诉讼案例研究》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41页等。
  ⑿参见皮纯协执行主编:《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中国商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薛刚凌主编:《行政诉讼与律师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等。
  ⒀胡建淼:《有关行政滥用职权的内涵其表现的学理探讨》,《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第14页。
  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96页。
  ⒂在这一点上,沈岿教授提出的“裁量明显不当”标准,值得参考。参见沈岿:《行政诉讼确立“裁量明显不当”标准之议》,《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第27—37页。
  ⒃参见江必新、张明杰:《关于行政自由裁量问题的对话》,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40页;张橹达、李瑰华“浅析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人民法院报》2003年4月12日。
  ⒄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规划局与黑龙江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作出的判决中,所采用的比例原则,对认定“显失公正”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参见刘家茵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判例解释》,中国物价出版社2003年版,第6—16页。
  [1]罗豪才.中国司法审查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朱新力.行政滥用职权的新定义[J].法学研究,1994,(3).
  [3]胡建淼.有关行政滥用职权的内涵及其表现的学理探讨[J].法学研究,1992,(3).
  [4]梁风云.行政诉讼判决之选择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
  [5]姚锐敏.关于行政滥用职权的范围和性质的探讨[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5).
  [6]袁明圣.对滥用职权与显失公正行为的司法审查[J].法律科学,1996,(6).
  [7]崔卓兰.新编行政诉讼法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8]傅思明.中国司法审查制度[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2.
  [9]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10]李哲范:《中国行政诉讼法にぉけゐ司法变更权——中国にぉけゐ裁判权の限界の一侧面》,《法学论丛》2006年第160卷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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