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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安全与信任:以转基因食物为例
2015年07月30日 14:52 来源: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 者:

  鲁西亚·马蒂内利/玛戈扎塔·卡巴兹/海伦娜·斯伊普

  作者简介:

  鲁西亚·马蒂内利(Lucia Martinelli),农学博士,意大利乌迪内大学教授、缪斯-特伦托科学博物馆研究员,供职于意大利、英国等国的多家公共工业研究机构。30年来一直致力于转基因技术、转基因作物和科学传播研究;玛戈扎塔·卡巴兹({B2Y950.jpg} Karbarz),厄索夫大学基础科学与应用生物技术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转基因技术与转基因作物;海伦娜·斯伊普(Helena Siipi),芬兰图尔库大学行为科学与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转基因技术与转基因作物。

  译 者:

  别应龙 别应龙(1983- ),男,湖北沙市人,重庆科技学院合作与发展部讲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重庆 401331

  原文出处: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20146期 第17-22页

  内容提要:

  转基因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作为这样一个案例在讨论:科学研究的内在不确定性与国民消费者要求他们所使用的科学创新产品的安全性之间存在争议。总体说来,同行评审对转基因食物安全性的研究表明其不存在重大健康风险问题,除了少数意外,如众所周知的“普斯陶伊事件”(Pusztai affair)①和最近的“塞拉利尼事件”(Seralini case)②,由于基于不正确的实验设计和统计分析,这两起事件的后期研究被科学共同体忽视。这种矛盾的实验结果表明了风险评估的复杂性,激起了国民消费者对转基因食物的反对。转基因食物安全与否,国民消费者需要明确肯定的答复;在风险评估、风险管理中,科学共同体和决策者对道德价值的充分考虑,应该是关于这个问题最值得被信任的回答。

  关 键 词:

  大品牌/食品/安全

  本文系“科学技术合作项目”(COST program)所支持的“生物实体(Bio-Objects)”研究网的系列文章中的一篇[1],我们的讨论集中于食品生产中的转基因作物。转基因作物作为生物技术创新适应“生物实体”中的一类,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转基因作物被定义为这样一种有机物,即利用基因重组技术(rDNA),在现存物种里移植入其他基因或调整(拆散或剔除)基因后的合成有机物。学习转基因知识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基因的功能,获取基因上的改良,提供经过挑选了的化合物。[2]

  转基因作物诞生于40年前,1983年1月召开的迈阿密冬季研讨会上,三个彼此独立的科研小组宣布他们成功地将基因菌培植到了植物上,生长出了能抵抗抗生素的烟草、矮牵牛花。[3-5]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又把一个物种的基因植入了另一个物种,长出了具有大豆基因的向日葵。[6]此后,随着基因移植技术的广泛应用,期望把该技术应用在农产品基因上的想法也高涨起来。除了要克服传统种植方法的束缚外,还要预料解决重大世界性人类问题的办法,如有足够的粮食资源可满足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特别是那些在闹饥荒的国家的人口的需要;耕种出更健康的食物,且能提高其营养价值;发展了的农业技术,能更尊重环境,构造出能先天抵御最常见虫害和病害侵袭的农作物,这样就可免于施加化学防护了。

  正如大量文献所记载的那样,分子技术在农业、人类健康和食物上的应用,给今天提供了许多千载难逢的机遇,甚至是更多的承诺,这已经超过了过去市场所达成的具体成果。基因研究广告汇聚了许多讯息,于是,一再期待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一、作为“生物实体”的转基因作物

  自2000年以来,转基因作物逐渐成了农业主要耕作物,新的转基因食物进入市场后呈全球增长态势,目前有1.6亿公顷的耕地都种植着生物技术作物,自生物技术时代起,对生物技术的热情期待已被与其相关的、激昂的社会政治辩论所取代。[7]生物技术应用到农业后不久,乃至如今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世界上各个国家先后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出口都采取了自主监管的方式,对转基因作物及其衍生物实行追踪,以此来满足公众对安全的需求以及实施(感觉的或真实的)技术风险管理。与此同时,还切断了生物技术公共研究的资金。

  在这个新过程中,我们认为其中的关键一步就是“生物实体化”步骤。当科学创新涌进社会时,就会出现争议双方相互交流的良好局面。因此,转基因作物作为农学、医学研究的其他“生物创造物”,具有“生物实体”的明显特性。它们构建和操控着生物界的微小界线,在“自然”“非天然”和“人造”间,使之具有杂交性(可表述为非自然),它们具有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潜在能力,但其结果也挑战着传统自然、文化、科学及基本秩序。[8-9]此外,它们还潜在地变移了相互间的地理区域,改变着农业(“第一代转基因作物”的转基因目的旨在解决农艺学的限制),营养(“第二代转基因作物”的转基因目的旨在提高营养价值),健康、产业(“第三代转基因作物”的转基因目的旨在耕种出特定的复合物以用于制药和保健)。

  有大量记载转基因作物带来的生物社会影响的文献。[10-12]在网络上,就有各种协会和非盈利性组织参与的社会事件和环境保护活动,这些可预知的风险涉及跨越杂种性与“爬行性”之间的障碍,如同已经考虑过的,与人类介入大自然的意义一样。

  在这里,通过关注科学共同体和研究机构评估出的人类健康风险,我们旨在把转基因食物作为一则“生物实体”的案例来告诉人们:科学研究的内在不确定性与国民消费者要求他们所使用的科学创新产品被认为是安全的,这两者间是存在争议的。

  二、风险评估

  允许转基因作物大面积种植、在市场上流通,世界上不同国家都核定了各种各样的法规政策,在欧洲就有2003年第1829号欧共体议案。此外,“欧盟(European Union)还对转基因作物(GMOS)实行追踪、贴标签以及对生产转基因产品的食物链做了保证。实行追踪就是允许监督检查标签上出示的信息,通过监控环境和对从市场上召回转基因产品的情况的效果,这些新的、科学的、作为论据的事实表明,把转基因作物用于生产具有环境风险或健康风险”(2003年第1829号欧共体议案)。在这个监管框架下,欧洲食品安全署(EFSA)提出了明确的建议。[13]因此,评估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潜在影响是建立在个案分析(case-by-case)的准则上,按照循序渐进的评估方法,评估危害和风险的关键点,如其持久性、侵袭性、对其他生物的影响,生产体系,承受的环境,生物地球化学的变化过程,以及它们对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的影响。这个评估得到了独立的专家们的支持,是基于这个课题最高认可的、最新的科学知识的评估。

  1995年以后,评估转基因作物带来的健康影响已广泛地成为同行评议文献里的主题了,玉米、大豆(市场上分布最广的主要转基因作物)、大米和马铃薯是最受关注的。连同体外分析,长期多代饲养(multigenerational feeding)研究主要集中在把老鼠作为模型系统研究,同时也包括对老鼠、牛和鱼的身体和器官质量、血液成分含量、酶活性、器官和组织的病理检查以及转基因DNA检测进行评估。据综合研究[14],饲养实验方面认可度最高的科学论文以可靠的实验和统计参数为准则进行了分析,没有发现其存在重大健康危险,转基因饲养与对应的同基因实验物之间可能会有差异的情况,[15-16]但这并不能认为其具有生物学或者病毒学意义。值得强调的是,在一些研究中,没有报道有营养等价或改变参数的迹象,因此,极度不精确的实验设计所导致的不利结果被用在了统计分析上,这被科学共同体拿来用以主张其会危害健康,因此,拒绝承认这些结果。[14]

  三、存在争议的事件

  首次把转基因食物用于动物饲养研究的独立同行评审最有名的就是苏格兰罗维特研究所(Rowett Research Institute)做的一个实验,即后来大家都知晓的“普斯陶伊事件”。[17]该事件的结果是,实验研究者被停职了,且被禁止发表公开演说,研究所不再与他续签年度研究合同。就连他的合著者仍在被排挤,柳叶刀(The Lancet)以信件的形式刊登了这件事并以此作为批评对象。这项研究旨在评估,短期喂食转基因马铃薯的老鼠体内的转雪花莲凝集素基因(lectin Galanthus Nivalis Agglutinin(GNA) gene)有了明显提高,这增强了其对线虫类和昆虫的抗药性。对胃、空肠、回肠、盲肠和结肠的组织学观察表明,食物里存在雪花莲凝集素(GNA),不管增加的雪花莲凝集素是来自转基因马铃薯还是来自控制进食马铃薯食物,与对照组相比,短期喂食转基因马铃薯的老鼠胃黏膜的厚度明显变厚了。相比之下,通过对以转基因马铃薯制成的食物的观察,空肠产生了显著的增生性影响,而在对照组或给老鼠控制进食马铃薯都没有观察到这一结果,可是,雪花莲凝集素却增加了。后一种结果被解释为是因为基因移植技术而产生的效果,例如把植物载体用于外基因的移植,或因为植入了外基因,马铃薯基因组的一些结构产生了位置效应(positioning effect)。两个政府审查机构(分别是英国的罗维特学会和皇家学会)声明,该实验数据并不支持其结论,且认为该实验存在严重缺陷,如差劲的实验设计,饮食结构表现得变化不定,用于做实验的老鼠数量不足,不正确的统计方法,以及整个实验缺乏一致性。从另一方面讲,这项研究曾是反对转基因作物(anti-GMO movement)运动的旗帜,被认为是对生物技术公司在转基因安全性评估问题上的抵触。

  “塞拉利尼事件”是最新一起在科学出版物上有关转基因食物评估的案例。该作者旨在评估抗农达除草剂(Roundup herbicide)生产配方的长期毒性和玉米系NK603(美国孟山都公司研制)藏有抗草甘膦结构的酶,即5-烯醇丙酮-莽草酸-3-磷酸合成酶(EPSPS)的基因编码,以及开发这种允许使用含草甘膦除草剂作为控制玉米杂草的选择。[18]与它最相近的同基因的非转基因配对物相比较,用玉米NK603饲养了两年的老鼠体内不管有没有增多除草剂,却出现了严重的肾脏病变以及明显的、有性别差异的死亡率增加的结果,雌鼠罹患巨大型乳腺肿瘤,雄鼠患上了肝瘀血及肝坏死。这些结果解释为除草剂的非线性内分泌干扰作用,就像转基因玉米中转基因的超常表达及其新陈代谢的影响。连同这项研究所提供的数据,质疑官方风险评估方法的真实性都提高了,特别是持续关注长期评估的。[15-16]此外,在这篇文章的结语处,预计进一步的研究将关注对可食用的转基因作物的其他突变或新陈代谢作用。按照作者的意思,突变和新陈代谢不能被排除在评估之外。[19]

  这些令人担忧的结果和老鼠长着肿瘤的图片在互联网等媒体上引起共鸣,重新开始关注国民消费者反对生物技术应用于食品和饲料,许多参与者的激烈批评都涉及生物技术问题。[20]至于政府方面,法国、俄罗斯政府都对NK603的安全性展开了调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政府颁布了对进口NK603的临时禁令。科学共同体——罕见地例外[21]——对大量意见以及一群顶尖科学家的来信给予了回复,塞拉利尼的工作被解雇以及要求有一个更可靠的科学期刊同行评审系统。[22]至于受委托进行安全评估的研究机构,欧洲食品安全署发表了一份最后声明,也同意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及荷兰等国的组织机构能独立评估。[23]这份声明建议不接受这篇论文,把它称作科学谬误,并宣布无需对先前的玉米NK603的安全评估进行再检验。方法论和实验设计的缺陷,导致误导性的结论,评估认为这些是这篇论文的基本错误,特别是研究采用了不恰当的动物组并推论出有超过50%的罹患自发性肿瘤,用的最小规模的动物样本与国际建议标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转基因组得出了一个正常的营养学或病毒学评估。有争议的结果是,增加除草剂都能增加死亡率以及致癌的药剂依赖性——用玉米NK603制成的食物同样也有这个问题。

  四、科学、安全与信任

  合理的科学的风险评估需要专业的科学知识,正如上文所描述的那样,有关风险评估的争论仍然常见于科学共同体内部。这就使得人们出于对自己安全的考虑,依赖于科学家的解释和媒体的阐述。于是,信任问题就本质地嵌在安全讨论之中。由于资料收集的广泛性以及上文提及的不确定性的缘故,转基因食物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往前或往后就会跨越“安全/不安全”“充分认知了的/仍需认知的”界限的“生物实体”。因此,值得追问的是:怎样去理解和管理科学内在的不确定性与国民消费者希望吃到被认为是安全的食物这二者间存在的矛盾关系呢?

  应该指出的是,国民消费者很清楚地意识到科学知识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并没要求或期望它是“零风险”:他们更多的是抱怨对转基因作物作决策时没有足够慎重地对待它的不确定性,冒风险似的与公众交流。[24]这或许是人们不情愿去消费转基因食物的部分原因,如果觉得选择转基因产品没什么特别益处的话。[25-26]此外,不愿意吃转基因食物并不能仅仅解释为消费者在风险评估方面缺乏相关科学知识。缺陷型思考模式的典型(“知识越多-包容的也就越多”模式)就是,在批评理论和实验基础时,形成的那种过度强调科学无知论能起作用的看法。[11,27-29]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假设仍是科学共同体的通常心态,它塑造着科学传播,公众参与主动权以及政策制定。[29-31]因此,有建议指出,科学家和决策者们应该把精力集中在诚信建设上,而非仅仅关注提供有关科学和价值问题的信息。可怎样做到值得信任呢?

  五、道德价值与价值评估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通常被认为是一项基础的、首要的科学事业。例如,公众和学术讨论涉及普斯陶伊事件和塞拉利尼事件时仅作为科学争论,或至少评论认为它们的出现不过是一起科学事件。然而,道德价值问题——评估道德上什么是正确的和错误的,可取的或不可取的,都必然存在于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中。这些包括:多大的风险是可接受的?我们该冒哪种风险?安全性足够安全吗?哪些是风险中能识别的可能后果(不可接受的),哪些是收益(可接受的)?已确知的风险会有多大?谁能降低风险?比较起来,哪种风险是最合适的实验对象?科学的目的(真理)和风险分析(安全性)并不是一回事,风险分析与以下问题密切相关:什么才应该是安全或不安全索赔的充分证据?在普斯陶伊事件和塞拉利尼事件上,它们的批评者必定持这样的立场,即这些研究并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转基因作物是不安全的。我们认为,争论乃至信任问题至少部分地建立在一个错误假设上,即认为这些道德价值问题通常应该在学术界以及公共领域共享,正如已指出的那样:什么是典型的“公众拒绝科学”,恰当的表述应该是,公众拒绝基于价值承诺的保证,这被误解和错误地表述为科学家和政策专家们是唯一的科学确证。[36]因此,建立信任以及理解和解决争议,需要各方都关注和接受有形的道德价值,就像公众、学术讨论的话题那样。

  如果我们相信对存在的价值问题以及风险评估、风险管理中价值观分歧的表述是正确的话,也许需要科学家在科学传播中承认它们并把它们说清楚。然而,“科学要做到令人信任,并不能局限于提高透明度和给消费者提供讯息”。进一步的要求是科学家以一种可以预测的方式,认真地肩负起责任;也许还“包括把国民消费者纳入决策制定者当中去”[37]。欧盟指出,有关转基因作物的问题,公众要参与到决策当中去(2001年第18号欧共体议案),按照要求,“会员国应尽量全面地征询公众意见,适当地慎重地发布各会员国的提案”。然而,在欧洲各国实践中,广受批评的则在于人们过于集中关注纯科学论点而少关心价值问题,转基因食品的价值问题被忽略了,没引起关注。由于大多数国民消费者没法对科学开展风险评估,实行咨询就只是留给他们一个非常有限的可能(如果有的话),而能真正地影响做决定的人,在目前欧洲的实践模式下不太可能做到被信任。

  六、不确定性和安全需求

  最后,我们想问:“对人类健康而言,转基因庄稼安全或有害”这样一个问题明智吗?或应该是公众讨论的话题吗?可以确定的是,转基因技术用来发展种植业对人类健康有害(例如普通农作物的有毒的变异体)。然而,这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今天利用转基因技术的方式可能会招致危险的后果。因此,这个问题只是以文字形式存在,并没有确切的答案,就像科学创新与“科学知识的结果”“科学创新带来的新问题还有待研究”是同时的一样。因此,这个问题甚至可能会被认为太过宽泛,所以无法回答。因为这些缘故,对有关转基因作物的质疑,给出是或不是这样简单的回答是不能相信的。相反,我们应该把精力集中在那些更确定且能给出答案的问题上,着重以“逐个”评估的方式来评估转基因作物,针对每个单独的生物技术创新产品——而不是对其整个技术——进行彻底的评估。

  总之,“大问题”最得体的回答是消费者提出的,“转基因作物到底安全与否,科学能给出清晰、肯定的答案吗?”按照我们的理解,这可能需要在风险评估过后再清楚地说出其价值和假定(例如,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安全的)。这将非常有助于建立信任,解决不确定性和安全需求之间的矛盾,至少决策里都伴随着可预测性。肩负起责任来吧,赋予一些能真正影响决策制定的可能性给国民消费者吧。

  (文前摘要为《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者所加)

  [原载《克罗地亚医学杂志》2013年第2期;第54篇第91-96页(Croatian Medical Journal,2013 February; 54(1):91-96),doi:10.3325/cmij.2013.54.91;PMCID:PMC3584506]

  收稿日期:2014-01-06

  注释:

  ①普斯陶伊事件:英国罗维特(Rowett)研究所普斯陶伊(Pusztai)博士用转雪花莲凝集素基因的马铃薯喂大鼠,他于1998年秋在英国电视台发表讲话,声称大鼠食用后“体重和器官重量减轻,免疫系统受到破坏”。此事首次引起国际轰动。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等反生物技术组织把这种马铃薯说成是“杀手”,策划了焚烧破坏转基因作物试验地、阻止GMO产品进出口、示威游行等。英国皇家学会对此非常重视,组织了同行评审,并于1999年5月发表评论,指出普斯陶伊的实验存在六方面错误:一、不能确定转基因和非转基因马铃薯的化学成分有差异;二、对食用转基因马铃薯的大鼠未补充蛋白质以防止饥饿;三、供试动物数量少,饲喂几种不同的食物,且都不是大鼠的标准食物,很少统计学意义;四、实验设计不合理,未作双盲测定;五、统计方法不当;六、实验结果无一致性等。此后不久,罗维特研究所宣布普斯陶伊提前退休,并不再对其言论负责。

  ②塞拉利尼事件:法国分子内分泌学家塞拉利尼(Seralini)及其同事在2009年第7期《国际生物科学学报》上发表文章,讨论给老鼠喂食三种孟山都(Monsanto)公司转基因玉米的实验和分析结论。文中指出,老鼠在食用转基因玉米三个月后,其肝脏、肾脏和心脏功能均受到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该文章发表后,很快便受到了一些同行科学家及监管机构的批评。最大的质疑在于,塞拉利尼等人的实验结果并非建立在亲自对老鼠进行独立实验的基础之上,文中进行统计分析的数据,其实来源自孟山都公司之前的实验,他们仅仅是对数据选择了不合适的、不被同行使用的统计方法作了重新分析。法国生物技术高级咨询委员会同时指出,该论文仅仅列出了数据的差异,并没有给予生物学或毒理学上的解释,而且这种差异只是反映在某些实验用老鼠和某个时间点上,因此不足以说明问题。另外,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通过对塞拉利尼等人论文数据的调查分析指出,此论文的统计结果与组织病理学、组织化学等方面的相关数据之间缺乏一致性,且没能给予合理解释。该机构同时认为,喂食转基因玉米后老鼠表现出的差异性是符合常态的。其实早在2007年,塞拉利尼及其同事就曾对孟山都公司转基因玉米的原始实验数据作过统计分析[文章发表于《环境污染与毒物学文献》(Archives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Toxicology),2007,52:596-602],得出过与2009年那篇论文类似的结论。彼时,他们的工作就被一些科学家和监管机构认为存在着大量的错误和缺陷。来自美国、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的6位毒理学及统计学专家组成同行评议组,对塞拉利尼等人及孟山都公司的研究展开复审和评价,并在《食品与化学品毒理学》上发表评价结果。专家评议组认为,塞拉利尼等人对孟山都公司原始实验数据的重新分析,没有产生有意义的新数据来表明转基因玉米在三个月的老鼠喂食研究中导致了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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