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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研究》民法典编纂中继承法的修订原则
2015年10月07日 14:16 来源:《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3期 作者:郭明瑞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民法典;继承法;修订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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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启动民法典编纂的前提下,继承法的修订应遵循体系化,重视传统,保护私有财产,维护家庭、家族和社会和谐的原则。继承法的修订应从民法典的体系上考虑继承法的内容,继承法的规定应与其他法律制度相衔接,继承法中的各项规则不能相互冲突。继承法修订时对于优良的历史传统或民间习俗应予以坚持,对现行法的规则能不改的就应不改,对各民族的习俗应予以充分尊重。继承法应最大化地保护私有财产权,凡合法取得的财产都应规定为遗产的范围,应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在遗嘱制度的设计上应最大限度地尊重被继承人的意愿,减少继承权绝对丧失的事由。继承法中应规定特留份,承认继承合同,应规定继承权的放弃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被继承人不得以处分财产来规避债务清偿。

  [关键词]:民法典;继承法;修订原则

  我国现行《继承法》颁布已经30年。最近几年法学界一直呼吁修订《继承法》。2010年全国人大会上梁慧星教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曾提出修订继承法的提案,笔者也在《法制日报》上发文,建议立法机关应及时对继承法进行修订完善,并提出修改完善的主要问题包括:关于继承权制度、关于遗产范围、关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关于代位继承、关于遗嘱形式、关于特留份、关于补充继承、关于遗嘱执行制度、关于遗赠制度、关于继承开始的时间和地点、关于遗产分配制度、关于债务清偿等。[1]在2014年民法学年会上笔者提到继承法修订中有三方面的重大问题:一是关于遗产的范围;二是关于法定继承;三是关于遗嘱继承。[2]可以说,最近几年学者对于继承法修订极为关注,有许多研究成果。然而,对于修订的内容,具体制度的完善、补充和构建也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各种不同的观点难有对错之分。具体采取何种意见决定于修法的价值目标。笔者认为,在启动民法典编纂的前提下,修订继承法应遵循一定的原则,方能修成一部“良法”。

  一、体系化原则

  继承法为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制定有民法典的国家,继承法均为民法典的一部分,在潘德克吞式立法模式中,继承法更成为民法典的一编。我国的继承法也不例外地为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是以第三次民法典编纂的民法草案(第四稿)中的继承编为基础制定的,然而,由于《继承法》颁布时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一部民事法律,因此,或是为了需要,或是因无其他法为基础,《继承法》在内容和制度设计上并未从整个民法的体系上考虑。自1985年《继承法》颁布以后,我国又相继颁布了《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民事法律,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时,编纂民法典再次被提到日程上。在这种现实的法律环境、立法条件下,修订《继承法》就应特别注意坚持体系化原则,而不能仅就《继承法》的修订谈修订。体系化原则,要求整合不同的法律渊源,从而实现条文适用上的协调性和一致性。坚持体系化原则,应特别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应从民法典的体系上考虑继承法的内容,不应由继承法规定的不予规定。例如,现行《继承法》第8条是关于继承权回复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规定。该条中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这一将诉讼时效期间表达为“提起诉讼的期限”显然不妥,应予修正。而因这里规定的“继承权纠纷”的诉讼时效期间与《民法通则》中规定的一般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同,因此,从体系上考虑,修法时对于继承回复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则不必规定,也不应再规定,除非立法者认为该诉讼时效应属于特别诉讼时效。现行《继承法》之所以规定诉讼时效,与当时并无《民法通则》规定的时效制度有关。再如,被继承人死亡后受孕的胎儿可否继承和受遗赠,对此有肯定与否定两种观点。笔者是持否定观点的。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仅涉及胎儿的主体地位(权利能力及利益保护),还涉及亲子关系的认定。只有从胎儿的法律地位及亲子关系的认定上统一考虑,才能就被继承人死亡后受孕的胎儿可否继承得出较合理的解决方案。按照体系化原则的要求,这部分内容应于总则主体制度和婚姻家庭法的亲子关系中一并规定,而不应在继承法中规定。再如,众所周知,提出《继承法》修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继承法》制定的时代(198年)相比较,私有财产数量、种类、范围等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现行《继承法》已不适应这一变化。最近的胚胎第一案还提出胚胎是否为遗产、可否继承问题。如果仅就继承法的适用而言,修订《继承法》需要对个人财产的变化作出回应。但从民法体系上考虑,有关财产的类别、范围等涉及的是(法律关系)权利客体,这应由民法总则规定。还有如死亡推定等问题。我国现行司法解释规定:“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的,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先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如几个死亡人辈份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几个死亡人辈份相同的,推定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3]这一规定采取死亡在先和同时死亡相结合的原则,虽有利于避免出现无人继承的现象,但不完全符合自然人死亡的自然法则,因此,学者也提出应予以修正,如改为:“死亡人辈份不同的,若晚辈未成年,则推定晚辈先死亡;若晚辈已成年,则推定长辈先死亡。”[4]从体系上看,死亡推定与自然人主体资格的终止相关,应与总则中关于自然人死亡宣告的规定相协调。

  二是继承法的规定应与其他法律制度相衔接。我国在已有基本民事法律的情况下,之所以提出编纂民法典,其原因之一就是要克服现行单行民事法律重复、重叠、不统一、不衔接等体系性缺失问题。[5]因此,现在修订《继承法》,要从民法体系化上着眼,使民法各部分的制度相互衔接,不冲突。例如,遗产是继承权的客体,关于遗产的规定是修订继承法的一个重大问题。继承法中关于遗产的规定不能与总则中客体的规定以及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债权法等的相关规定相冲突。在修订《继承法》的讨论中,关于遗产的争论重点之一就是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房产是否可继承。对此有完全不同的两种观点。[6]但如从《物权法》上规定的物权属性来考察这些权利,其作为遗产应不会有多少疑问。因为,物权法上的物权,除专为特定人设定的物权[7]外,在任何国家都为权利人的财产,可以继承。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为用益物权,如继承法上不承认其可为遗产,则与《物权法》的规定相冲突。至于农民的房产,如认为城镇居民可以继承,但不能取得宅基地使用权,且不说没有宅基地使用权的房屋所有权是否能称得上房产,就是合法取得房屋所有权却不能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观点也与《物权法》上“地随房走”或“房随地走”的制度设计不一致。现行《继承法》第4条的规定显然与《物权法》的规定相冲突,应予删除。再如,《物权法》上关于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时间的规定(第29条)与继承法上关于继承开始、遗赠效力的规定应相一致,而现行《继承法》并未规定受遗赠何时发生效力。受遗赠是否也是于继承开始时生效,就是修订《继承法》或《物权法》时应从民法体系上考虑的问题。另外,现行法上的遗赠扶养协议,应与《合同法》的规定相衔接。作为法定继承人的亲属应与婚姻法或家庭法中的亲属规定相衔接。并且,《继承法》上规定的继承开始的时间应与夫妻的共同财产制一并考虑。按现行法的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继承的财产构成夫妻共同财产,而继承人从继承开始就当然取得遗产所有权。现实中,有的夫妻在离婚期间甚至在判决离婚而判决尚未生效期间,一方的亲属死亡而可继承取得大笔遗产,这笔遗产就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可予以分割。这非常不合理,也与被继承人的意思相悖。这类问题,只有从体系上考虑,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当然,这里所说从体系上考虑,是就民法典编纂而言的,并非就是说《继承法》修订时应以其他法的规定为基础,而是说在这些制度的设计上要从整个法典体系上考虑。

  三是继承法中的各项规则之间的关系、安排应从体系上考虑,相互间不能冲突。如遗产债务的清偿与有限继承、遗赠等的关系不能冲突等。修法讨论中有人提出孙子女、外孙子女的继承顺序,这就与代位继承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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