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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应运而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是回答“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为何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用一句话来回答，就是经济全球化呼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深刻理解这个问题，需要从经济全球化的初始动因说起。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论述了资产阶级追逐资本利润最大化所开启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显然，经济全球化初始动因就是资本为追逐利润最大化而把国内市场扩大到世界市场，把国内的社会分工扩大到国际分工，把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扩大到世界各国的广阔范围。尽管迄今发生的经济全球化各个阶段各有特点，但都是资本主导了全部过程。

　　从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机理看，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客观基础首先是国际分工。国际分工的形成、发展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是与生产力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又是与一定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在当代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国际分工体系中占主体、支配地位的参加者，从而当代国际分工体系的性质主要还是由资本主义国际生产关系所决定。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另一客观基础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发展；市场经济的二重性决定着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它既扩大了经济发展的机会，又扩大了经济危机的风险；既给人类社会带来物质财富的迅速而极大增加，又给世界带来更大的贫富分化；它在解决了效率问题的同时，非但没有解决好公平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把问题更加剧和凸显了。法国人托马斯·皮凯蒂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对此有过深刻剖析。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日益成为改变国际社会结构的重要力量，也日益成为重塑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力量。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国际格局、国际关系理论和以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为主要取向的“西方中心论”，因为缺乏普惠性、共享性和包容性而日益变得难以为继。西方的治理理念、体系和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国家格局和时代潮流，各种弊端已经积重难返，甚至连西方发达国家自身也出现市场失灵、治理失序，矛盾丛生、问题成堆。

　　正是面对这样日益加深的矛盾，国际社会出现了两种声音、两种态度、两种行动方向：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集团。他们迎合和利用民粹风潮、转移民众视线、转嫁国内社会矛盾，采取单边主义、实用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取向，推行的是赢者通吃、零和博弈、冷战对抗、强买强卖、唯我独尊的处事方式。事实反复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这种价值取向和处事方式既有损于别国利益和世界经济，又有损于他们自身利益；非但解决不了本国社会结构性和国际经济结构的问题，还会使国内矛盾继续加深、国际矛盾不断恶化，“损人不利己”。

　　另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在这样一个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提供一种全新的实践样式和价值导向。这就是，既主张继续保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势头，又主张消除资本任性带来的负面效应；既积极融入并推进经济全球化，又积极参与和推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改革。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同样的诉求和共识。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