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许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愈挫愈勇？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愈挫愈勇的关键，精神、制度和物质三种力量有机地融为一体并平衡发展，是中华民族愈挫愈勇的基础和保障。今年年初以来，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的人民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也是精神、制度、物质三层次高度整合和平衡发展的结果。应充分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借鉴历史上“整合和平衡的机制与方法”，使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中华民族 磨难挑战 新冠肺炎 民族精神 愈挫愈勇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其感染能力之强，传播速度之快，防控难度之大，波及范围之广，世所罕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科学判断，快速决策，果断封城，内防扩散，外防输出；总揽全局，统筹安排，协调各地，八方支援。全国人民，上下一心，步调一致，勠力同心，全民抗疫，创造了世界奇迹，再次凸显了制度优势、彰显了中华智慧、展现了中国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月23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谱写了波澜壮阔、光耀世界的历史画卷，创造了灿烂辉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既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年代，也有天灾频发、瘟疫流行、内乱不息的时期。尤其是近代以来，外敌入侵，战争和天灾交织更迭。中华民族面对各种灾难，众志成城，无所畏惧，顽强拼搏，百折不挠，变革创新，愈挫愈勇，冲破重重险阻，战胜种种灾难，迎来了从站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

　　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愈挫愈勇？是精神的力量？还是制度或物质的力量？有的研究者认为主要是精神的力量。笔者认为，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愈挫愈勇的关键，精神、制度和物质三种力量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才能成为坚不可摧、势不可挡的强大力量，才能成为中华民族愈挫愈勇的基础和保障。

　　精神、物质和制度三种力量的结构关系

　　任何力量都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物质层面属于表层系统，也就是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技术系统，包括生产技术、制造技术和医疗技术等。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类生存所需的衣食住行及其他物质产品，无一不是来自自然界。物质的力量主要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物质性需求和生理性需求，满足人体饮食、消化、排泄、分泌、生殖等各部分器官正常活动的需要，是人类第一层次的需要。物质产品是外显的、有形的、可见的。物质产品变化快，有些产品甚至日新月异。物质的力量是最基本的力量，是人类赖以维持生存的力量。

　　制度层面属于中层系统，也就是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层面，包括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礼仪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等。人类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均衡和谐运行而创造了各种制度，以规范人们的行为等，它属于人类第二层次的需要。科学合理的制度能够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人们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社会稳定与团结及经济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制度的产生发展与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和民族性密切相关，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和民族性不同，制度文化也各不相同。制度具有惩罚、制裁、奖励等力量，是强制社会成员恪守各种制度和规范的力量。制度文化一旦形成之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它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不断完善。

　　精神层面属于深层系统，是体现人与自我、人与心灵关系的层面，属于心理系统或观念系统，它包括民族精神、思想、意识、观念、理念、智慧、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等。精神文化的产生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生产密不可分，环境与生产方式不同，其精神文化也各不相同。精神文化是内隐的、无形的，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的显著标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年）认为，“人是一种双重存在物，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但其本质在于理性”。所谓“理性”，是精神层面的一种重要特性。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1874—1928年）也认为，精神“不是一种可观察、可测量的力或能”。精神是“人的本质特征，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德国哲学家卡西勒（1874—1945年）认为“人是文化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 卡西尔所说的“文化”和“符号”都是精神文化。关于精神的类别，有多种不同的分类。有的分为两类，如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1866—1952年）认为，精神具有两种形式：理论的和实践的。理论精神又分直觉和逻辑的，实践精神又分为经济的和伦理的。而有的分为三类，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年）把精神分为主观精神（个人意识）、客观精神（社会意识）和绝对精神（绝对意识）三类。

　　许多中外思想家和哲学家大多把精神文化视为人类最重要的文化现象。有些思想家甚至认为只有精神层面的文化才是人类的文化现象。古代不少思想家把“精神”称之为“心灵”或“灵魂”。精神层面的文化之所以最为重要，与其本质分不开。首先，精神具有大脑物质的属性，可以驱动人的其他器官，在人体各种器官活动中居于主动地位。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诗人和哲学家卢克莱修（约前99年—约前55年）说：“心灵和灵魂的本性是物质的。……我们看到它能驱策四肢，能从睡眠夺回身体，能使脸色改变，能统治和左右整个人的状况。”亚里士多德曾说，“心灵是那种籍以变成万物的东西”，“心灵处于其根本性的主动之中”。其次，大脑的精神活动与其他器官活动不同，具有归纳和综合的功能。例如，听觉器官辨别不同的声音和音量，视觉器官分清各种不同的颜色，嗅觉器官分辨各种不同的气味，味觉器官辨别甘与苦等。唯有大脑的思维活动才能归纳和综合出事物的共性和普遍性。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曾问泰阿泰德说：“通过什么器官而后施展融会贯通之能力，而后知晓声色及一切物之共性？”泰阿泰德回答说：“以心灵去知觉此种种共性。”他还说：“似乎绝无特殊器官专作领略事物的桥梁，犹如感官之各司所职。我想心灵自有其机能，以潜观默察一切事物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