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是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中国封建史上典型的太平盛世。国富兵强，民族团结，人民安康；吏治清明，文化繁荣，德服四夷是贞观一朝显著的特征。对于贞观之治的成因，一直以来后世学者进行过深入广泛的研讨。近读《贞观政要》，对这一问题有了自己的体会。笔者以为，唐太宗李世民能够重整隋末满目疮痍的山河，以区区二十年时间，开创中国封建史上举世闻名的太平盛世，最关键原因在于其开明的用人制度。贞观一朝的用人制度在《贞观政要》之《任贤》《择官》两篇中有系统的体现，笔者试以《任贤》《择官》为蓝本，探求贞观朝的用人之道，以期有资于当下。

　　一、重视人才

　　唐太宗高度重视人才，从发掘、选用、培育等各个方面采取十分得力的措施。其本人多次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治安之本，惟在得人”，并积极付诸实践，曾五次颁布求贤诏令，不愧为礼贤下士，爱才若渴的开明君主典范。

　　《任贤》介绍了唐太宗最为信任的八贤：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虞世南、李绩、马周等人的事迹及与唐太宗的交往。八人中除房玄龄和杜如晦是秦王府旧属。李勣是来及敌对阵营，魏徵、王珪是太子建成死党，虞世南是前隋遗臣，马周出身寒门，唐太宗对于对他们都能一视同仁，终生信赖有加，实属难得。尤其是对待魏徵和王珪的问题上，充分展示出其爱才若渴的明君风范。当时天下已定，玄武门叛乱已经平息，唐太宗也已经登上帝王，身边聚集着一大批贤臣良将，但依然能欣赏二人的忠贞和才干，尽释前嫌，大胆重用。

　　唐太宗还要求主管大臣们把选拔人才作为大事要事来抓。《择官》篇记载，贞观二年，唐太宗与房玄龄和杜如晦二人交谈时，要求二位重臣要广泛推选人才。对二人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不仅让二人要重视为朝廷推选人才，而且还为二人调整工作，减轻琐碎杂务，让其能专注精力去抓选任人才这件大事。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又要求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员，每人举荐一名县令候选人。对于推选人才工作落实不力的大臣，唐太宗亲自过问，亲自督办。贞观二年，时任右仆射丰德彝以未发现出类拔萃的人才为由进行推脱，迟迟未有推荐，太宗对其严厉斥责，让其很是惭愧地退去。

　　与此同时，贞观时期还改革完善科举制度，打破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形成的以门第出身为取士的选官制度，为寒门子弟入仕为官创造条件。唐太宗还将国子学改为国子监，使国子监成为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加强了对教育事业的管理和领导。628年，恢复书学，次年将医学教育推广到各个府州，要求各个府州皆立医学，设置医药博士，招收学生。632年，开设了律学，专门培养司法人才。在唐太宗的大力倡导下，学校教育发展迅速。

　　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贞观一朝形成了上至天子，下至百官都重视人才的理念和风气，并努力付诸实践，为人才的选拔和天下有志之士为国效力创造了优越条件，是名副其实的真正做到了重视人才。

　　反观当下，尽管党中央和国务院早就提出了“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制定了“人才强国”战略，但是在具体落实过程中依然是显得重视不够，举措不力。尊重人才，关爱人才，依靠人才，为人才的发展创造优越环境，没能完全转化为实践。尤其是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和基层，面对发展落后的现状，地方党委和政府更加注重寄希望于通过争取政策的扶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抓工程项目建设等途径促进自身发展。忽略了“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道理，不注重人才的培养、引进和选用，不注重激发人才的创造力。这种短视行为，必须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