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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场景与权力:论新时代网络治理的话语建构
2020年12月16日 13:54 来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作者:徐亚清1 于水2 字号
2020年12月16日 13:54
来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作者:徐亚清1 于水2
关键词:新时代;网络治理;话语建构

内容摘要:

关键词:新时代;网络治理;话语建构

作者简介:

  [摘要]  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新时代网络治理的话语内涵体现在风险、场景、权力三重交互辩证的维度中。风险印刻了21世纪以来网络治理过程中应对突发社会问题的历史记忆,在体现出固有技术载体局限性的同时,也表明风险已成为思考网络治理的“窗口”,进而使风险共担与防控风险的技术共享成为可能。网络场景的复杂趋向则使网络治理的视角不应局限在简单化的意见表达和回应问题,而应思考风险的普遍性与场景变革的动态开放,进而寻求全社会共同防控风险的总体话语规范,这有赖于党治国理政的统筹布局。需在网络场景中妥善整合各类变量,继承与创新群众路线,进而依托风险中的网络共同体,确立良善的话语愿景。

  [关键词]  新时代网络治理;话语;风险;场景;权力

  [基金项目]  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研究”(20ZDA023)。

  [作者简介]  徐亚清(1990-),男,山东烟台人,管理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于水(1966-),男,山东烟台人,管理学博士,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在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变革深入发展的进程中,提出新时代网络治理话语建构的研究主题,既旨在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又力求深刻阐释改革发展的内在逻辑。基于当前阶段的社会现实,新时代网络治理的话语内涵体现在风险、场景、权力三重交互辩证的维度中。风险孕育于社会转型中的多元张力,其在现阶段常常通过网络场景产生现实影响,使网络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也使风险本身成为透视网络治理的一扇“窗口”。由于风险作用的广泛化和普遍性,无论是政府还是任何社会成员均会成为风险受众。因此,对新时代网络治理的话语体系的思考重心不应停留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应探讨如何依靠党治国理政的全局统筹,整合网络场景中的多元要素,确立起有效防控风险的认知方式。正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那样,“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1]。由此,研究得以立论。

  一、风险的内在渗透

  以风险作为网络治理话语内涵的首要维度,是因为风险和网络治理之间的内在关联。21世纪以来,风险的长期性、广泛化同网络发展的持续性、深刻化相互对应。从这一角度看,风险可以称作为网络治理研究的总体背景。风险对网络的意义不在于某一具体的事件或是具体事件中的政策行为,而在于渗透于网络的、总体的不确定因素,这种因素既表现在网络治理的历史记忆中,也产生了深刻的现实效应。历史记忆体现为防控突发社会问题、积累经验的逻辑贯穿于网络治理的历史进程,现实效应既包括消极层面,也包括积极的可能性。因为由于技术预测对风险的误判,风险转化而成的突发问题会影响各类网络载体的常态运作,然而风险的广泛性会为全社会共同运用技术成果,防控风险创造可能。

  (一)记忆:问题与经验

  在网络治理中,风险代表着施加或内生于网络的、不确定的负面因素,这种因素以复杂、不确定的突发社会问题为表现形式,形成了21世纪技术变革中的记忆,形塑了网络治理独特的话语内涵,即“对于记忆所赖以凝结的场所的兴趣,是与我们历史这一独特时刻联系在一起的”[2]。改革发展中的各类风险,或是因网络载体的效应而更为复杂,或是直接来自于网络载体的复杂多变。伴随着风险与网络的融合,网络不只是风险发生、影响的对象,也承载了应对风险的经验。一方面,这体现在网络对风险信息的储存。这既体现在问题信息在日益多元的官方网络媒体、网络自媒体中的传递与加载,也表现为网络技术媒介对问题演化所特有的影响,其具有非理性传播、信息扭曲的负面可能与便捷传递权威政策、专业信息的技术优势。另一方面,治理经验的积累还体现为围绕网络的治理举措。如何应对风险,实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息沟通与问题化解,已呈现在网上群众工作等社会治理的诸多层面。

  由于虚拟与现实场景在突发社会问题中的不可分割,网络已经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成为问题产生与治理实践的发生之场。回顾历史,风险对网络的内在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体现为问题与经验交融。问题与经验均是风险内涵的体现,问题是风险的直接后果,经验则是风险在网络治理中的延伸。问题的产生代表着网络治理议题的开始,其赋予了网络治理的意义,经验的积累却意味着网络治理的开展与延伸。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深度变革中,诸多现实场景的突发社会问题必然引起网络场景中的“波澜”,技术载体的信息扭曲等问题则会加剧问题的复杂程度,如何在突发社会问题中有效维持网络的稳定规范,并依托网络技术载体防控风险,构成了网络治理的基本问题。对网络治理基本命题的完成过程,代表着治理经验的积累,推进了网络治理能力的成熟完善,并丰富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二)失衡:局限与“窗口”

  基于突发社会问题的网络效应可以发现,风险对网络而言,其核心意味着失衡的特质,即基于网络的多元技术载体对可能发生问题的预测、应对无法掌握问题的实际发生逻辑,也无法完全按照既有预案完全化解风险。二者在诸多情景下无法吻合。对问题的预测、化解失灵,表现出技术自身的固有局限性。这植根于网络技术在日常生活的常态现状,其往往呈现出分化、割裂的实质样态,按照既往研究的说法,这可以称作为“网络巴尔干化”(Cyber-Balkanization),即看似相互连通、连为整体的网络之场实则是由无数的“网络孤岛”组成[3]。各类群体彼此关注的是多元分化的领域,却忽视对风险的必要预警,然而突发社会问题的发生和扩散却又是普遍的议题,因此碎片化的技术预测难以应对广泛性的风险。突发社会问题对网络的影响,或者是由网络直接内生的如P2P资金链条等问题,说明围绕相应技术载体的技术成熟度、技术规范、相关政策存在局限性,相应地会引发社会各界的讨论、思考,并逐渐转化为政府的政策议程,推动网络治理的沿革。

  风险转化为突发社会问题,对网络治理而言,同样意味着一扇思考的“窗口”。对网络治理的思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网络技术媒介的社会责任。这是指网络技术载体在运行中是否能够遵循法规与政策、妥善对待问题动态、信息传递、意见表达的演化过程,避免信息的扭曲对社会造成伤害。二是价值立场。主要聚焦应对社会问题所产生的网络舆情,和网络舆情应对、疏导的能力。三是治理效能。这是指网络场景中所产生的动态资讯是否能够为公共部门有效掌握,必要的专业信息资源是否能够融入于网络信息监管的过程,政策是否能够在充分掌握信息资源的基础上有效控制问题。对风险的防控、化解,是观察网络场景在突发问题中是否能够平稳运行的契机,对网络舆情的应对与疏导也是对网络治理能力的考验。认知技术局限与思考网络治理的有机统一,是把握风险内涵所得出的结论,这是以突发社会问题作为节点的。其根本上源自于风险存在的长期性与广泛性,也说明风险兼具负面的问题冲击与积极的治理可能性两重意义。

  (三)效应:共担与共享

  风险共担的现实状态与信息共享的技术可能,是风险对网络治理现实效应的集中表现,也可以表明突发社会问题对网络场景而言意味着治理契机。一方面,信息共享的前提在于风险共担;另一方面,以风险共担为基础,信息共享将成为长远趋势。围绕网络技术载体,全社会共处于风险的渗透过程中,并共同面对不确定的可能,此现象将对网络治理产生某种特殊、深刻的影响,即信息资源的掌握将由少数的专业人员转向社会公众,此趋向早已充分体现在社会成员和专家围绕网络的互动中。信息既是化解问题的当务之需,又是防控风险的治理之道。网络活动之所以能够得以进行,除技术载体提供的平台之外,其基本内容则是由技术变革中空前丰富的信息提供的。这便可以解释为何突发社会问题产生和应对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倾向于加强行政立法与政策执行,对网络谣言进行防控和惩戒,并定期向社会公布关于突发问题的谣言和相应的真实信息。社会成员亦会自发运用网络自媒体,分享官方的信息资讯,抵制信息扭曲可能造成的、更为复杂的风险。

  对网络治理而言,信息占据着核心性、基础性地位。网络正可理解为由信息构成的虚拟场景,故而信息从某种程度上形塑了网络的基本特质,这在风险降临的情境中显得尤为关键[4]。当前阶段,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变革,将为风险普遍影响下的网络信息共享提供技术上的可能,且技术变革所代表的思维创新也将内化于网络治理中。技术变革中的思维理念深刻影响了网络载体的更新,且渗透于多元化的网络文化产品,更成为在风险防控之中推动网络治理有序进行的某种主线。譬如人工智能技术成果在现阶段已被运用于卫生防护、文化教育、公共基础设施等多元领域,其内在逻辑同样透过网络逐渐为全社会了解、掌握,社会对技术成果的诉求亦通过网络体现出来,以期促进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变革。这种现象植根于风险的内在渗透所产生的技术效应,因为信息化、精准化、智能化的价值目标、思维方式、实践规范,将成为应对风险的技术诉求,并逐步融入于网络治理的话语内涵之中。

  二、场景的认知演化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变革中形成的网络场景,是网络治理的载体。当前阶段,网络场景承载了突发社会问题对网络技术载体的影响。现阶段的网络场景是技术持续变革的场景,是存在风险的场景,也是治理活动得以开展的场景。一方面,风险的长期存在,为网络场景输入了防控风险的治理命题。另一方面,反思治理现状、推进治理创新的动态过程,则是基于技术所形塑的网络场景。防控风险的网络治理实践,深刻改变全社会对网络场景的基本认知,实现由默认政府与社会在网络治理中的“二分”关系,转向协同防控风险的问题意识。随着对网络场景内在逻辑认识的深化,既有的认知将发生演化,实现深刻转变,需从表达、回应、演化三重层面诠释其内涵。

  (一)表达:诉求与假设

  表达一词,是指围绕国家与社会治理议题中,社会面向政府的诉求,以期待政府能够有效回应。社会诉求与政府回应的平衡,是既往认知关注的核心问题所在。在网络治理过程中,诉求同样是网络的常态现象,尤其是防控风险之时所需面对的网络场景特质。在突发社会问题的应对中,技术载体的多元复杂与社会转型的特有逻辑交织在一起,使网络表达具有较常态场景更为明显的不确定性,使社会稳定的论题成为既往研究较为关注的对象。从表达和回应的平衡对网络治理的秩序化这一角度而言,此担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若仔细考究,可发掘其暗含的假设前提,即表达与回应之间的“二分”。“二分”的认知框架实际上是假定社会处在相对闭合、静止不变的状态,且将政府看作是“全知化载体”,却并未将不确定、突发社会问题的全局性影响纳入考察范围。相反,风险的降临、网络场景的演化本身是复杂化的过程,其涵盖社会日常生活的各领域,并非某一阶段性、具体化的公共政策所能单独掌握。

  在防控风险的网络治理中,表达将长期存在,然而其前提并非“二分”,而是协同。无论是作为表达主体的社会成员,还是作为回应主体的地方政府,均是风险的受众,双方本质上具有同一性,张力并非主导。非理性表达对网络的影响,将加剧信息扭曲,并对增加网络治理活动的压力。面对风险,网络表达既包括非理性活动对网络秩序可能的破坏性,也蕴含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对网络治理的积极推动,这有赖于两方面认知的确立。一是对回应方的基本判断。治理责任的法定性与信息有限的必然性并存于地方政府的治理活动,这是现有技术载体的局限和风险的复杂、不确定性共同导致的,并非短期化的某种治理行为可以彻底消除。二是对表达意义的明确。基于风险降临的场景,网络表达是获取必要信息、保护自身权益的途径,同时也意味着共同防控风险、维护网络场景稳定性的使命。认识网络场景的复杂特质,自觉遵守网络规范,抵制谣言是表达过程中的公共责任。在多元、大众参与的网络治理中,表达应内化为协同防控风险的基本环节。

  (二)回应:导向与规范

  面对风险,政府网络回应的成熟完善,需以面对突发社会问题为导向,确立起长效的治理规范。问题意识的构建将成为网络治理中的长期命题,需克服的对象则是对社会诉求的简单化、被动化应对。在以问题为导向的网络回应中,治理规范是与问题导向相互融合的概念,因为良善的规范是使回应长期化、稳定化、有效性的基本保障。多元技术载体与突发社会问题的交织往往会使原有事态在网络场景中朝向更为复杂、未知的方向演化,增加把握信息脉络、应对问题的难度,这使得政府对网络场景的及时整合显得尤为必要。每当突发社会问题发生之时,政府行之有效的回应举措既是审视网络治理能力的关键环节,也是积累防控风险经验、推进治理创新的契机所在。治理规范的确立、维护与完善,可以使对回应认知不再是以“被动回复”为前提,而是以协同、合作作为基本内容,其途径在于回应与诉求的相互统一。在风险降临的网络场景中,双方并非产生张力的源头,而是协同防控的主体。

  对新时代网络治理而言,问题导向与治理规范均应融入于国家治理的共识之中。其要义是使政府的网络治理活动不再局限于对某一个具体意见的答复或是某一具体事态的解决,而是面向风险的普遍和广泛影响[5]。这是因为网络本身是对国家治理中多元、复杂因素的集中呈现。网络治理乃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进程均不是基于静态、狭隘的时空,而是动态、开放的场景,因此共同合作、协作应对才是可行的思维方式。问题导向与治理规范,需涵盖对风险逻辑的辩证认知、对技术效应的妥善配置,最终作用于网络场景中的治理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善于运用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精细的标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治理整体性和协同性”[6]。对网络治理中一系列问题的总体把握和对治理规范的创新,将极大程度丰富国家与社会治理中整体布局、协同合作、技术创新的内涵。

  (三)演化:技术与科层

  技术与科层的辩证关系,是表达回应“二分”演化的核心议题所在。技术是推动网络场景加速朝向复杂方向演化,不断创设出多元成果的动因,然而对技术载体的盲目依赖、不恰当使用也会加剧风险,甚至直接成为风险之源。科层对网络场景而言意味着稳定性、规范化的要素,存在于公共部门对网络的治理活动中,其特点在于通过层级的方式传导和整合网络信息资源。技术的加速变革使普遍化的科层管理成为可能,与网络技术媒介相互缠绕的风险也使科层管理必须成为网络治理中的组成部分,然而科层管理的层级特质使其本身处于相对静态、固定的状态中。尽管这可以为维护网络场景的稳定发挥自身功效,然而静态、固定化的特质必然与技术的动态变革和风险的不确定性存在张力。究其原因在于,网络场景中的技术演化存在相对独立的复杂逻辑,其代表着网络场景的持续变化,即动态、开放、变革是网络的内在特质,这一特质并非相对静止化的科层规范所能完全掌握。

  在网络治理中,技术与科层的联系,很大程度上映射出表达与回应的关系性问题。技术的变革反映出社会的诉求,网络技术媒介的多元化成果是对诉求的满足。利用网络技术载体所进行的盲目、非理性表达,如造谣传谣等行为所导致的复杂不可控后果,则印证了以科层管理为形式的政府回应的必要性,这也是社会成员在表达过程中所诉求的结果,然而科层管理的静态化本质终将无法绝对掌握风险的内在逻辑,也无法观测多元复杂的网络场景变化,这实质上正是表明政府和社会是共同的风险受众。技术的变革将使信息化、智能化、精准化的思维理念与技术成果成为社会共享的对象,防控风险的需要则可以推进其共享的进程。这表明网络表达不再是盲目化、非理性的诉求,而是围绕对风险的辩证认知和对网络场景的全面把握展开。基于对技术的合理定位,科层也将在网络场景中得到有效定位,科层管理将发挥着网络治理规范的维系和政策执行作用,多元化的网络载体将在科层的合理规范中,及时搜集网络表达中的信息动态,有效防控风险。

  三、权力的总体承载

  风险对网络的渗透和网络场景多元、动态、复杂的演化逻辑,使共同防控风险,实现良善治理,构筑成熟完善的新时代网络治理话语体系成为必然诉求。此处涉及一个核心问题,那便是依靠何种力量支撑共同防控风险的网络治理活动?越是多元、复杂的场景特质,越是需要总体化的视野、强有力的主体作为承载之力。在新时代语境下,网络治理中国家权力的总体承载,实质上在于网络治理能够真正内化于国家治理的总体战略之中,服从于党治国理政的权威布局。这应体现为在网络治理中传承与创新国家治理的话语传统,在实践中整合各类变量,确立风险中的网络共同体,推进网络治理话语内涵的成熟完善。

  (一)实践:变量与整合

  党治国理政的统筹布局对新时代网络治理话语内涵的重要意义,源自于网络治理的现实活动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言,“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他人存在也为我自身存在的、现实的意识”[7]。马克思主义话语观表明,话语作为规范化、体系化的认知方式,是植根于现实的实践活动。新时代网络治理的话语,同样来自于网络场景演化中防控风险的实践活动。新时代网络治理话语建构中国家权力的不可或缺,是实践中的变量所决定的,国家权力在话语体系中的意义,在于整合变量的基本存在。不确定的风险因素与持续变化的网络场景,意味着网络技术载体、社会表达、突发社会问题的网络效应,均处于不断演化的过程之中。国家权力的存在,并不等同于单一化、静态化的科层管理,而是强调权威化、总体化的统筹布局。在网络治理中,国家权力往往会体现为各级政府应对突发社会问题的网络回应,然而这并非是短期化的、某一事件的简单回复,而是面向网络场景的战略化、全局化性的承诺,确保有效防控风险,发挥网络技术载体的积极效能。

  对网络治理而言,国家权力的话语功用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法治对于话语的刚性护航。网络治理中的话语属于网络共识的层面,包括对风险效应的辩证认知、网络场景有序运行的必要性、共同防控风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等,法治的存在可以为保障此类共识提供刚性保障,其可以对表达进行有序规范,对网络谣言进行避免和惩戒。二是政策文本对技术思维和技术效应的原则规范。妥善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成果,应体现在体系化、规范化的政策文本的规定中。通过国家治理的统筹兼顾,政策文本应将合理配置技术载体、确立风险意识的价值加以内化,从而对网络场景中的各类技术载体和信息资源进行妥善引导、调节、监管。三是在突发社会问题中对网络场景的价值动员。当风险降临和扩散之际,国家权力的影响可以体现为依托官方的网络技术载体和一系列网络法规、政策,动员网络场景中的多元技术资源,形成共同应对问题的强有力的“网络正能量”。国家权力将以其合法性、规范性、有效性的权威作用,融入于新时代网络治理的话语建构中。

  (二)传统:继承与创新

  党的十九大指出,“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8]。作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层面,新时代网络治理同样需要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将群众路线的传统加以汲取,作为自身的话语内涵。正如邓小平所言,“参加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又为群众所帮助和监督”[9]。群众路线的传统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的漫长历史进程,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价值规范,并体现在网络治理的各类方针、政策和法规条例中[10]。21世纪初期网上群众工作的产生与发展创新,便是群众工作网络化、信息化的重要力证。21世纪以来第一个关键的话语节点便是2005年对《信访条例》的修订,其提出“国家信访工作机构充分利用现有政府信息网络资源,建立全国信访信息系统”[11]。当前阶段地方政府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依托网络载体主动进行的民生调查、主动走访,或是在突发社会问题中依托网络载体的物资动员等,均可理解为在网络治理中对群众工作的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12]。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为党的群众路线在新时代网络治理中的贯彻落实指明了方向。基于风险对网络场景的内在、深刻影响和已经产生的现实效应,唯有贯彻落实群众路线,方能在根本上转变表达与回应“二分”的思维。这是因为群众路线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价值思维的集中呈现,其核心内涵在于主动动员群众意见和基层社会资源,反映基层利益、维护基层群众权益。群众路线所强调的联系群众、保护群众和统筹布局的思维,正是依托国家权力保障,联通政府与社会关系,共同防控风险价值纽带。继承和创新群众路线,发展网上群众工作,需要依靠国家力量保障实施,重点在于合理妥善配置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变革的成果。在网络治理中,需要以群众路线为指导,既克服对突发社会问题的简单化、短期化处理,也避免风险中的非理性的表达,从而灵活、有序整合网络意见,保障网络场景的平稳运行。

  (三)愿景:共同体与重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3]。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也需将网络治理纳入考量范围。依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网络治理同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关系可以从两点理解。其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变革是内嵌于国家与社会治理中的现象,网络治理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题中之意,不能脱离国家和社会治理而独立存在。其二,网络治理过程中对技术的妥善配置、合理引导和创新,将推动社会治理的创新,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对风险,在发展网上群众工作的同时,网络场景中的命运共同体可以成为与群众路线交互共融的话语内涵,其重心在于基层化,即关注基层社会在网络场景中的活动方式和基层社会在发展变迁中对网络场景可能产生的效应。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共同体的价值目标与重心基层化的战略方向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

  共同体的价值目标与重心下移,既是防控风险的愿景,也是与继承和创新群众路线相统一的价值路径[14]。共同体既因风险共担的现实性从而成为客观的必要选择,也在技术共享中成为可行的治理之路。在共同体建构之中,群众路线所发挥的联系群众和政府的话语功效,与共同体的思维理念相互契合。一方面,群众路线是在网络场景中确立共同体的内在价值规范;另一方面,共同体也是群众路线可以吸纳、采用的体现形式,这一形式是将统一的战略布局和多元化的网络主体和多样化的网络载体相统一。在共同体构建过程中,重心下移同样是网上群众工作的表现形式,其有机统一了党治国理政的权威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战略以及面向基层的落实。网络场景中瞬息万变的因素、突发社会问题不确定的演化逻辑和网络表达的多元复杂,使统筹布局、联系基层、沟通基层显得尤为重要。依靠基层的稳定性,有效动员一切资源,化解问题,使网络场景中的命运共同体朝向良善的治理之道演化。这既是创新群众路线的实践体现,也成为新时代网络治理话语内涵的基本组成。

  余论

  基于以上论述,新时代网络治理是21世纪改革发展中所产生的议题。风险的产生,既印证了改革发展中的多元变迁,又与网络技术媒介的变革相互交融,从而渗透至网络场景之中,形成了普遍、广泛的网络效应。风险在塑造应对突发社会问题的治理记忆,推动网络治理经验积累的同时,也形塑了防控风险的命题。当风险产生和扩散之时,网络场景中的社会表达与政府回应的认知也将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对网络治理而言,最为核心的视角不在于将表达与权益“二分”,而是要将二者之间有机统一,这是因为全社会均已成为风险的受众,且技术变革的多元共享也已逐渐成为现实。基于此,共同防控风险的话语诉求,需有赖于国家治理的总体布局。唯有在党治国理政的总体统筹之中,网络治理方能在国家权力的权威、有效支撑之下构筑其成熟完善的话语体系。由此可厘清风险、场景、权力在形塑新时代网络治理话语内涵中的内在逻辑关系,也可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在新时代网络治理的话语建构中,需辩证认知风险的存在,风险对网络必然产生长期、深远的效应,然而效应本身则需一分为二的把握。风险可以理解为负面的、不确定的冲击性因素,是以突发社会问题为基本形式的,其与网络技术载体的互相交融,必然使网络场景的常态化运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非理性表达、信息的扭曲失真均是负面效应的体现,其普遍地存在于风险降临中的网络场景,表明既有信息技术载体无法全面预测、化解风险的局限性,也为思考现阶段的网络治理状态提供了契机,发挥了“窗口”式的作用[15]。因此,风险对网络的改变、风险中的治理反思、防控风险的治理实践,逐渐催生了确立契合多元、复杂网络场景的网络治理话语体系的命题。因此,风险是内化于新时代网络治理话语建构中的逻辑组成,其突出了网络治理话语在改革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第二,新时代网络治理的关注重点不在于短期化、简单化的权益表达和回应问题,而在于长期化、开放化、协同合作的风险防控议题。如果仅仅关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过分强调突出政府回应与社会表达之间的不平衡因素,将不确定风险排除在外的话,那么等于将网络场景看作是静止不变的、闭合的某种模型框架。这既不符合网络载体加速演化的特质,也是与改革发展中多元存在的社会问题格格不入。当突发社会问题产生之时,表达与回应“二分”的认知方式无法就如何应对问题、防控风险提供可行的认知方式。其根源在于,对网络治理的认知,是来自于网络场景演化的现实状态。未知风险与技术变革的并存,使网络场景长期处于持续的变化过程中,也随时承受可能的突发社会问题的普遍影响。网络治理中的任何主体,均会成为风险的受众,因此唯一可行之道并非相互分割,而是共同应对。

  第三,新时代网络治理的话语体系必须,也必然融入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中,网络治理在本质上有赖于党治国理政的统筹布局。国家权力对网络治理而言,意味着多元、复杂、分化的网络场景中的总体性因素,将发挥整合性的功用,从而构筑起成熟完善的、应对风险的话语体系。在新时代网络治理的话语建构中,需要贯彻落实的战略有二。一是群众路线的话语传统。群众路线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价值规范所在,也应融入网络治理的话语之中。群众工作的网络化、信息化,既是对群众路线的继承与创新,也是网络治理话语内涵丰富完善的体现。二是网络场景中扎根基层的共同体建构。扎根基层,这既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内在阐释,也是网络场景中面对风险的必然选择,即基于风险受众的协同合作。此外,共同体对政府与基层的融合,与群众路线的内在价值可以实现有机统一。如何在网络治理的协同合作中实现和群众路线话语传统的深度交融,也可成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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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徐亚清,于水.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内涵阐释——基于话语理论分析[EB/OL].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中国知网,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3.c.20200401.1423.002.html,202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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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张兆曙.以事件为中心:中国网络治理的基本模式[J].浙江学刊,2019,(3).

作者简介

姓名:徐亚清1 于水2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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