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西方政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在此背景下，西方围绕中国发展问题频频提出各种陷阱说，如“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等，给人们带来了不少困惑，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思考。面对新时代思想观念多元化和社会思潮多样化发展，我们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避免落入西方蓄意设置的话语陷阱。

　　一、话语权之争是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新场域

　　冷战时期，西方国家通过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以多种媒体和语言方式向社会主义国家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强大的话语攻势。在推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过程中，西方国家开展的强大话语攻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冷战结束以来，西方政界和学界一些人在欢庆“冷战胜利”的同时，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少数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强行把西方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作为全人类的唯一选择向世界推广，极力输出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试图建立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制度模式。在“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下，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行西化、分化战略，诱导或强迫这些国家不顾国情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实行西方式多党制、三权分立制等。

　　进入新世纪，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西方国家和传媒企业借助其强大的信息技术优势和国际政治中的强势话语权，在世界范围推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西方政治制度模式，针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化”改造。面对西方国家在国际信息传播和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强势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长期处于被动。于是，话语权之争成为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新场域。在当代国际政治领域和社会思潮研究中，话语权往往成为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工具。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权力话语”理论认为，话语不仅是人们交际的手段，而且直接体现为“权力”的运用，即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福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维度，解释了包括话语在内的知识与权力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话语的本质就是一种权力，权力通过话语权的方式表现出来，人们通过话语赋予自己以权力。在政治学和社会学语境中，话语权实质上是人们争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位和权益的话语表现方式。有研究者指出，现代意义上的“话语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而主要是指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要求全党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传播中，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在今年8月21-22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要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努力争取更大话语权提供了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