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在三大资本已经雄踞世界第一的背景下，针对过去加快工业化阶段派生的各种弊端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因循产业资本时期的旧轨。为此，真要做到中央十九大强调的“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就得理解当前全球资本过剩危机与国家确立的生态文明战略的相关性，据此形成“三农”问题新理解。本文指出，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城乡融合促进社会化的生态农业和环保农村，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绿色生产方式。

　　［关键词］生态文明；资本过剩；农业转型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18)01-0040-07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16XNLG06）

　　［作者简介］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刘亚慧，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振，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生。本文根据第一作者于2017年11月20日在西南大学演讲内容整理，已经本人校对，第二作者为本文相关课题研究骨干，第三作者做演讲录音整理。

　　根据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来考量“三农”问题，应知其不是微观问题，更不是简单的微观经济问题。“三农”一直就是关乎国家战略的宏观问题。就像梁漱溟先生2020年代提出的，“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1］21世纪之初中央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也已经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是中国自改革以来很有历史意义的观点。而2012年生态文明战略确立，则是引领国际潮流高度的战略转折。为此，人们就需要从当前资本过剩危机与生态文明的视角出发，形成对“三农”问题的新理解。

　　一、资本过剩危机与“三农”问题

　　从新中国1949年建立到2009年，已经发生过八次周期性波动。不过，对于经济周期波动一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早已分析过。问题在于，中国是如何从众多危机中幸免于难、实现危机软着陆，为此需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宏观问题研究。历史经验表明，只要能够向“三农”直接转嫁代价，城市资本危机就会“软着陆”；反之，凡是不能向“三农”直接转嫁的危机，就在城市“硬着陆”，也就导致了国家的财税制度乃至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2］不论何种体制条件下的现代化，实质都是资本向城市不断集中的过程。资本集中产生收益被资本所有者占有；但每一份资本的集中，都必然同步带来一份等量的风险在城市积聚。问题在于，城市资本的持有者占有风险收益却不承担风险，于是风险不断在城市累积，积聚到一定程度就转化成危机在城市爆发。这是客观规律。中国多次“转危为机”，在于可以依托其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来分散转移各种经济和社会成本。

　　（一）资本过剩危机的触发逻辑与国际案例

　　当前的全球化竞争，实质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全球金融资本的竞争，既非企业，更非个人。金融资本，在全世界纸币体系告别黄金本位之后，主要以主权国家的军事力量为根本后盾，实现全资源要素、商品和资本在全球或区域内的动员、定价、分配及再分配，使当前的国家间竞争直接表现为金融垄断权力之间的竞争，竞争结果决定着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金融全球化竞争体系中的成败。［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