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具体事件来理解和揭示当代中国制度运行的问题和基本逻辑

　　当代中国研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领域。担任过澳大利亚总理的“中国通”陆克文曾经专门撰文谈到西方汉学要向中国研究，尤其是当代中国研究转向。据我所知，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欧美主要的汉学研究重镇都在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知识挑战，进行了组织重构，重新配置了研究资源。以哈佛大学为例，过去十多年来，托尼·塞奇领导的中国研究中心虽然处于肯尼迪政府学院框架内，但由于密切关注和深入参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并设立了高级官员培养项目，无论是资金还是人员活动都在快速增长，其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超越大家熟知的费正清研究中心。之所以如此，除了因为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以及研究资金的大量投入外，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发展带来的对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的挑战。当代中国以及当代中国观照下的传统中国，都是值得探究的学术富矿。

　　由于身处体制之中，我们比国外学者更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个体制的优点和长处、弊端和不足，更能理解政治实际运行中那些“不言自明”的隐形逻辑。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许多人还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这个制度的实际运作。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良知能力和智慧，尽可能地使这个制度运行得更平稳，更有绩效，更能为大多数人带来福祉。这是中国学者应有的责任。这本《制度运行的逻辑》是笔者作为一个政治学研究者近些年来围绕公共事件、热点话题、时事新闻等表达的立场和看法，透过具体事件来理解和揭示当代中国制度运行的问题和基本逻辑，为近年来一些争论贡献自己的理性判断、专业分析和社会关怀。

　　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对策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社会角色决定了实践参与的形式。对于普通人来说，政治并不只是动人的口号、高大的形象、崛起的国力，而是如何更轻松地生活，如何保留对未来生活的期望。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我曾经在一篇评论中这样写道：“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大的尊严来自制度的尊重，最可靠的幸福是有制度保障的幸福。如果不断完善的制度给每个普通人带来的是找不到北的‘迷宫’，却把‘便门’出口的钥匙给了个别人，这样的制度化建设注定是失败的。”

　　作为研究者，参与政策过程也是一种实践。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撰写研究报告，参与政策设计或评估，有的学者还会参与到政策文件起草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决策活动之中。这种实践的基础是研究者的专业性训练。这些年国家大力推动智库建设，为研究者参与政策过程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但也出现了许多人担忧的“折子研究”现象——为获得更多批示猜测领导人意图偏好，甚至不惜违背客观现实。专业化是研究者的基本素质要求，也是获得尊重的前提。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对策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