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面临的压力或困境之一，就是其国内持续恶化的收入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被一些人认为是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罪魁祸首。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经济结构以及教育公平性等方面长期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才是导致其内部收入不平等加剧的重要原因。

　　一、经济全球化不是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不仅经济长期陷入低迷和失业率上升，而且国内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也进一步恶化。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国内失业率分别约为4.5%、6.5%、6%、10.2%和7%，而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2011年，上述各国的平均国内失业率则分别上升至约9.6%、8.5%、8.2%、11.5%和9.5%。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就业机会的减少，这些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群体的境况也不断恶化，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财富在不同收入群体中的分布也更不平等。一些具有民粹主义价值观或思想的政客以维护低收入群体利益为名，将民众的不满情绪直接引向抵制经济全球化，从而使得其支持者相信“本国优先”战略会从根本上改变其国内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然而，这种一厢情愿的欲加之罪却没有理论和经验研究证据给予充分的支撑。

　　1.理论逻辑不支持经济全球化与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因果关系。

　　经济全球化涵盖了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劳动力流动和信息传播等各个方面，而本轮抵制经济全球化者主要将矛头指向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国际贸易影响一国收入不平等的理论基础源于赫克歇尔-奥林（Heckscher-Ohlin）的资源赋予理论和斯托尔珀-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理论。根据上述理论，国际贸易在整体上会增进各贸易国的福利水平，却有可能在改善一部分人收入状况的同时，使得另一部分人的收入受损，进而对一国内部的收入分配格局产生负面影响。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国际贸易一方面会通过减少发达国家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而使其收入状况恶化，另一方面则有可能降低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报酬或收入水平，从而拉大其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2017年7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正式启动“美国制造周”。他希望借此为美国工人以及美国工业提供更有利的竞争环境，并认为“产品实现美国制造可以保证本国的就业岗位，增加美国工人的收入，并且创造的利润也会留在美国”，其反对经济全球化的逻辑正符合上面的理论。

　　然而，上述推论有着严格的前提或假设，如短期内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没有劳动力从低技能向高技能的转变机制，一国没有最低工资标准的法律规定，政府也没有对低收入人群进行转移支付等。但现实并非如此，中长期来看生产要素在国内基本可以实现自由流动，通过教育和培训可以实现低技能劳动力向高技能劳动力的转变，目前主要发达国家都有严格的最低法定工资标准，政府也会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就此而言，突破这些前提条件和假设之后，前述理论的各种推论都将不再成立，所以，理论推导并不能得出现实中进口贸易与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加剧之间的确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