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代文化研究热潮兴起以来，学术界对于“文化评价的标准”有过认真的探讨。大致说来，提出的主要标准有：其一，政治标准、科学标准、艺术标准的统一。政治标准是求善，科学标准是求真，艺术标准是求美，三者结合是真善美的统一。其二，艺术标准与道德标准。其三，生产力标准。其四，以人的解放程度为标准。显而易见，这里的“文化评价的基本标准”论者具有清醒的价值尺度意识，显示了文化研究中的理性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论者讨论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评价的标准”，既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更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缺陷。当然，“文化评价的基本标准”论者们所提出的这些标准，本质上蕴含着“优秀”的价值指向。不过，从近些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理论需求和实践运用的层面看，上述评价标准显然需要进一步的拓展和升华。我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应当包括以下方面。

　　适应时代需求，推动社会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优秀传统，是经世致用。经世致用不是为了盲目呼应往古的回声，也不是为了制造不切实际的虚幻的未来，而是立足当下，为治国理政提供资源，为社会发展创造条件，为个人安身立命提供精神家园，从而直接或间接推动社会发展，因而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从其产生的时候起，就带有鲜明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先秦诸子“皆起于救世之弊”，诸子思想观点的表征往往是“言治乱之事”，而儒、道、墨、法、名、阴阳诸家的价值追求是“务为治”。白居易在其《与元九书》中自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视现实、关注时代需求、旨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特点。

　　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的历程看，一种思想理论，一个学派，一个制度，它的存在和发展必须适应时代的需要，否则就难以为继；必须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否则同样难以为继。秦汉以降，作为学派的墨家不复存在；隋唐科举制度兴起以后，汉代的荐举贤良方正之士、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的人才选拔制度自然消歇；辛亥革命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革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科举制随之寿终正寝。方其兴也，顺应时势，有益于社会发展。世易时移，则成为了束缚社会发展的桎梏，为历史所抛弃。

　　因此，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种文化，衡量其优秀与否的标准之一，是看其能否适应时代需要、推动社会发展。能够适应时代需要、推动社会发展的，便是优秀的；反之，便是落后的甚至是腐朽污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