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既是中国与世界互融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中西思想文化激烈碰撞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有一个难题始终纠缠在国人的心头——那就是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性问题。中西哲学思想有会通的可能吗？如果有，这个会通的交汇点又在哪里呢？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西方的实践哲学思想传统

　　我们知道，西方由亚里士多德开启了一个研究人的实践行为的实践哲学传统。所谓“实践哲学”，就是以“实践”为中心概念的一套思想体系和哲学观念。作为西方实践哲学的开山，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将一切学术划分为理论、实践和制作的思想，并且明确地从“实践”出发来研究人的行为，从而使“实践”成为实践哲学的主题。在由亚里士多德所开启的西方实践哲学传统中，“实践”有两个最根本的规定：首先，它指的是趋向“善”的目的的行为，是自身就构成目的的行为；其次，它不是指生命的本能活动，也不是指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生产制作活动，而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际行为。当亚里士多德说“人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城邦）的动物”的时候，实践就有了与公共事务相关的行为方式的含义，因而主要意指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伦理学和政治学也从而构成了传统实践哲学的主要内容。然而，作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它不但要关注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更要关注人类一切正确生活的方式和目的。因为只有这样的实践哲学才真正成为关怀生命的终极意义、探究生活的最高目的、引导人们追求幸福和至善的一种普遍的、世界的哲学。

　　中国哲学的引导性和实践性

　　对于中国哲学的精神特质，劳思光认为，中国哲学作为一整体看，基本性格是“引导的哲学”。所谓“引导性”，就是“要在自我世界方面造成某些变化”，即具有“转化自我”和“转化世界”的功能，或者说具有“改造自我”和“改造世界”的功用。而所谓“引导性”的哲学，如果从西方哲学思想的视域来看，其实质就是“实践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实践”对应的哲学概念是“行”，也就是实行、践履、行动的意思，是与“知”相对应的范畴。而这种“行”，这种“践履”，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趋向“善”的有目的的行为活动。无论是儒家所说的“成德成圣”“王化天下”“止于至善”，还是道家所说的“无为”“顺应自然”，都是希望在人自身的实践理性和实践智慧的引导下去行动，以实现人与万物的“德性”，并追求同于“大道”的“善的生活”——尽管他们对此的理解各自不同。

　　在实践哲学看来，人的伦理道德活动和政治活动是人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不过，实践哲学并不是孤立地看待人的伦理道德活动和政治活动，而是将其与人有目的、趋向“善”的活动相联系起来。而这，恰恰也正是中国哲学思想的特点。比如儒学就重视人成德成圣的道德性命之学，将道德活动看成是其他一切行为活动的基础。但儒学讲成德成圣，讲个人的自我修养，从不脱离“家国天下”，从不脱离人伦日用的“生活世界”，而自始至终关涉着社会整体的公共秩序，关涉着人的“善”的生活，关涉着宇宙天地的整体和谐。它切于人伦日用，强调躬行践履，关注的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生活方式和实践行为。由于儒学所关注的实践活动是包含了道德与政治活动在内的人的基本生存活动，因而儒学不仅仅要教导人们如何成德成圣，更是要指导人们如何行动以成就“善”的生活。因此，儒学不但讲求内圣外王的贯通，讲求道德与政治的统一，更讲求如何在人伦日用中、在“家国天下”中成就自我、成就他人，从而使人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