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培理的办公室堪称一个亚洲哲学与文学的图书馆

　　狄培理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

　　狄培理与妻子范妮·布雷特

　　狄培理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工作近70年

　　狄培理认为，研究中国的学者应该避免用西方的尺度或关心来测度中国人的价值。作为一个西方人，狄培理对明代读书人强调的自我约束和期许非常有兴趣。虽然狄先生同情中国国学的见解，也接受一个内在于中国传统来了解中国文明的态度，但这并不表示他认为学者应该只专注于中西文明的相异，或甚至于完全扬弃西方的理论。

　　1981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突然接到了一封狄培理教授写给我的信。我当时虽然知道他是谁，但是与他并没有来往，因此他的来信对我来说非常意外。他首先告诉我说他正在筹备一个有关宋代儒学教育的会议，希望我可以参加。他也告诉我说，他会在明年到新亚书院主持钱宾四讲座。

　　狄培理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思想及文化已经多年，又曾出任美国亚洲学会的主席，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副校长，所以研究中国的学者都知道他。他所编纂的《中国传统资料集成》（Source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在当时更是英文世界要读中国思想及文化的原始资料最重要的参考书。因此新亚书院邀请他来主持钱穆讲座，这是很当然的事。至于我，由于还是相当年轻的讲师，所以他的来信当然令我受宠若惊。

　　我接到他的信之后，即刻与当时新亚书院的院长金耀基先生联络。金先生很高兴，就请我帮忙安排有关演讲的事。金先生也问我狄先生的中文名。当时正好台湾大学的黄俊杰先生翻译了一篇狄先生的文章（是哪一篇我已经不记得），文章称狄先生为“狄百瑞”。由于黄先生在台湾以提倡研究儒家著名，因此我以为他一定与狄先生有联络，或至少会知道狄百瑞这个名字是狄先生使用的中文名，所以就把这个名字给了金院长。于是狄百瑞这三个字就进入了中文世界，尤其是他的演讲集出版之后，他更以这个名字在华语地区流传了30年。我在1991年离开香港，应聘到纽约市立大学，于是跟狄先生有了更密切的来往，有一次我们谈起他的《中国的自由传统》，他这才告诉我说，他的中文名其实是狄培理，是当年他还在北京时，钱宾四先生替他取的。所以现在我们把他的名字还原，毕竟它更能表现出他研究宋明理学的特色。

　　我个人研究的是中国教育史，而且方法上也很接近思想史（我的《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中讨论教育思想史的部分最长），所以在国际学界的认知里，我与儒家思想当然有不可割舍的交缠关系。我因此不能说我对狄培理的作品及观点不熟悉，但是狄培理对中国文化及思想的态度和解释与美国学界的主流有一定的距离。这是我之前与他没有什么来往的原因。

　　狄培理与故陈荣捷先生有长年的合作，因此他们两人在研究方法及视野上有密切的关连。我不能说他受到陈先生的教诲，但是他们两人都认为要研究中国，那就应该从中国人自己的关怀开始，将阅读原典的心得，尝试用英文表达出来。

　　在狄培理早期的研究中，这种方法论与当时西方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或关心是有扞格的。他特别对当时流行的所谓“韦伯问题”感到不耐。韦伯有关资本主义的兴起的说法为学界所广泛接受，但是它引发了问题。一个是资本主义是不是可以看作是现代经济及社会的基础价值，是否可以视作等同于现代化。另一个是如何看待儒家思想对当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