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半实半虚的历史演义小说还在被作为经典印刷出版，并被改编成各种影视作品，很少听到批评的声音。而抗日剧因为神化倾向却引起了众怒，个中原因或许是，宫廷剧可以戏说，民族惨痛的历史不容戏说。抗日的历史作为一个离现在不远的过去式，是我们民族近现代的切肤之痛，所以，如果出现演义体的美学风格，是不能被还幸存的历史当事人和严肃的批评家所接受的。

　　上世纪30年代爆发的抗日战争加剧了民族危机，割裂了传统社会稳定的家国一体，对现代化转型中的农业中国的经济、政治和伦理价值观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破坏，从而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认同感，各种民族主义思潮也在此时兴起活跃。文艺作品中以团结抗日、共御外侮为主题的作品，比如街头剧、小说、电影、话剧等，不断涌现，不论其形式与情节如何不同，沿袭的依然是“抵抗”与“复仇”的叙述框架，承载的是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感和结束内战、一致对外的政治诉求，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再没有比共同抵御外侮，更能使处于焦虑不安状态下的人群团结起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国破家亡的创伤成为民族的集体记忆，或明或暗渗透到此后政治文化的话语系统中，“雪耻型民族主义”（刘擎语）也成为代表民意的一种主要的民族主义思潮延续到当下，不断地被政治或外交事件激发。在文艺创作方面，看得见的影响就是抗日题材的作品一直经久不衰，从当年的红色经典到本世纪初期的基于经典改编的抗日影视剧，再到当下为人所诟病的“抗日神剧”。

　　“抗日神剧”指代的是一类带有娱乐性和神化色彩的、表现抗日战争历史的电视剧，集中出现于2011年前后的荧屏并活跃至今，作为一个被归类的定义大约于2013年前后出现于互联网并很快引起了主流媒体的关注和学界的批评，成为一个文化事件。“神”这个词在网络语境中具有“奇葩”、“惊人”的意思，将影视作品称为“神剧”，说明这一类电视剧在细节上的失实到了惊人的地步。此外，某些抗日剧中的价值观也存在庸俗化的倾向，与传统抗战正剧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引发了主流媒体、学者和抗日战争当事人、亲历者的不满。对“抗日神剧”的理论批评文章集中在2014—2016年出现，一致声讨其“歪曲抗战历史”、“罔顾公共理性”。

　　抗日剧活跃的生命力和屡禁不绝的“神化”倾向从表面上看是审查容易通过以及制作方对市场利益的追逐等因素共同造就的。从深层看，则须结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民族情绪及当代政治文化语境等因素来加以审视。

　　（一）与传统英雄叙事的互文

　　根据互文性的理论，一切文本都是对已有文本的重新建构。一部电视剧作为一种文艺文本，其生成过程也会借鉴和参考之前或同时代其他文本，带有以往和现今文艺记忆的烙印，“它摸索并表达这些记忆，通过一系列的复述、追忆和重写将它们记载在文本中，这种工作造就了互文”（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

　　当下具有神化色彩的抗日题材电视剧与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有着明显的互文关系，后者英雄叙事的神化和浪漫主义风格被前者解码、承续和戏仿。作为一种历史文学样式，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在大要不违史实的基础上，采用了一些浪漫夸张的手法来塑造英雄、渲染战争场面，甚至借鉴了一些神怪小说的手法，神化战争中的人物和战争兵法，这种倾向一方面是受我们传统文学叙述中神话与史实杂糅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增加作品的趣味性。作为经典的《三国演义》自不必说，其他几部涉及民族国家主题的历史演义小说如《杨家将演义》《说岳全传》《说唐后传》等普遍存在这个倾向。这些历史小说，其神化色彩可以从英雄功夫、英雄武器、英雄命运等三个方面来解读，其叙述风格对后来的红色经典小说和“抗日神剧”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