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五水共治”铺陈“两美”浙江，是近年来浙江省探索生态治理与社会发展，乃至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思路，也是浙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的具体行动。这一行动由“水”之治，而达“江”之美，蕴含着从“浙江的今天”通往“中国的明天”的巨大思想动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而产生的生动实践。它既是一项政策，也是政府治理的具体展开，更是浙江省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讨论“五水共治”的思想内涵，可以有多个视角。但作为其目标的“两美”浙江和“美丽中国”，是无法忽视的底色。治水是为了环境与生活“更美”，这一宏观指向使得“五水共治”作为一项政策，具有充分且有待挖掘的美学意蕴；而作为政府治理的展开，“五水共治”体现了美学治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在浙江实践中，由审美而言治水，至少可以看到三种不同层次的美学观。

　　自然美学：重写中华美学精神的“水”意象

　　毫无疑问，“水”的美学是自然美学。早在柳永叹出“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之前，浙江就与“水”结下了不解的美学之缘。发源于重山之中的钱塘江，裹挟无数支流，在两浙大地上沉重而深刻地曲折蜿蜒，本即是“浙江”之名的由来。而在中国传统生态文明思想中，这种“水”意象有着重要的美学意义。

　　中华创世神话开篇，“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大禹治之，华夏文明乃成，就是一种“治水”与文明相伴相生的传统。与水的斗争，让先贤近取诸物地赋予了“水”以类人的比德意象。无论儒家的“万折必东”，还是道家的“大匠取法”，早期中国美学的“水”意象都与君子人格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荀子的描绘中，水能够“遍予而无私”“所及者生”“浅者流行、深者不测”“赴百仞之谷不疑”……水折射出的品德，是君子镜鉴的重要审美对象。

　　而唐宋以后，这一意象日渐下沉。“水”中蕴含美学精神，逐渐浸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就了农耕时代的多样和谐之美。“玉壶买春，赏雨茅屋……眠琴绿荫，上有飞瀑”，是一种冲淡典雅的生活想象；高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与低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乃两种迥异的怀古幽思。水可以怒拍千里，浪遏飞舟；也可以小桥呜咽，点滴天明。这充分彰显了前工业时代自然表征人类生活情感的独特价值。

　　但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水作为产业能源、物流载体的实用意义远远超过了它的审美价值。围绕着江河而建立的工业选址，大多以“征服自然”为崇高美学意象，极度凸显人的主体性。于是，浪漫主义的“水”意象被翻转，大航海时代的“水”之美学透过《鲁滨逊漂流记》《老人与海》等文本而被世界广泛接受。一旦超越自然所能承受的极限，这样的价值观就会以负面形象出现——曾几何时，浙江的水也展现出征服自然的价值观，“寻找一条可以游泳的河”就是对这种美学价值观的反抗。

　　由“比德”到“和谐”，再到“征服”，水之美学意象在中国文明的进程中经过了三次转型。而诞生不过四年的“五水共治”，是对工业时代的“水”之自然美学的一次“弯道超车”——它一面继承了中华美学精神中的“水”之和谐意象，标举“绿水青山”的生态观；另一面又高度肯定了“水”作为自然资源的产业价值，引导发展与和谐相适应，探索实践“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观。这种自然辩证法正是建立在“水”之美学意象的上述三次转型之中，体现为对中华美学精神的续写与重编。

　　固然可以说“五水共治”的自然美学意象，是生态倒逼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结果。只是“五水共治”的社会治理意义，却绝非仅是“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么简单。它在互联网时代出现，体现出了对传统农业与工业文明的双重超越，亦是体现出“水”之审美意象在全球化社会中的流动、互联等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