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佩纶致张之洞的断交信，信末写道：“在朝廷为逐臣，在交游为逐客，愿公相忘，不烦相念也。”

　　若按之洞所言，他自己也有官场苦衷。但在佩纶看来，之洞是青年时代最好的朋友。现在两人，一个宦场得意，关心着自己下一步目标，不愿被无端的谣诼搅和；一个归隐江湖，只在乎张之洞的态度，这样就将双方的关系逼到无法退让之地步，这是张佩纶性格中的狷狂和耿直，也反映出张之洞的巧滑和闪避。

　　张之洞是晚清重要的政治家，也是张佩纶的密友。在光绪朝前期，他们同在北京为官，也共同主持“清议”。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0页）中说：“清流党者，呼李鸿藻为青牛（流清同音）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

　　有个奇怪的问题。“张藏信札”中，独少二张之间的往返书翰。张志潜编辑《涧于集·书牍》时，收录八通佩纶致之洞的信件。张志潜说：“与张文襄丈书所存甚少，当壬午、癸未（1882、1883年）先公在朝时，书札几无虚日。然文襄于要函密牍不甚爱惜，随手辄散去。此集间有一二，犹系展转得之他处者。”我猜测这些都是张志潜的抄件，故这八通信件，没有列入“张藏信札”之中。反过来想，张佩纶保存了如此之多的友朋函札，为什么之洞的手泽一件也未留存呢？2012年，王贵枕先生将自己收集多年的张之洞致张佩纶信函影印出版，共计68通，均为光绪四年到光绪五年所写，这些信札，显然都是从张佩纶处散失出去的。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张藏信札”的典藏，或许能给研究者带来某种思考。

　　“张藏信札”中仅存一封张佩纶致张之洞的亲笔信，精心装裱成红木嵌锦面册页，而内容，竟是与张之洞终止来往的告知书：

　　孝达前辈阁下：

　　十二日奉手书，以家弟去秋下世，辱承慰问。回忆津海同舟，弟曾送别，前尘如梦，能勿怆怀？至冬间，又闻云云，阅之殊堪骇愕。乙未六月，生儿不育，公方摄南洋，先属朱道致贺，未三日而下令逐客。某道衔督命，两踵寒门不见，则遍告知旧，迫促甚严，自未便琐屑相闻，涉于乞怜请缓。及九秋苏卿世兄忽有水仙之厄，仅属漱兰通政致问，不敢通书也。丙申又得一雄，以文正师盼望甚切，曾托合肥告之，文正书来剧喜。闻流言而不信，始终爱护，自恨为不舞之鹤，以玷羊公，转似昧于知人，阿私所好耳，思之泪下如雨。不意丁酉季夏，文正骑箕，而此子已先期蜕化。戊戌正月，长男志沧又殁，次棠前辈暨节庵均有唁书，公所闻相继化去者，谅即指此。惟其年春奠，节戉过芜，寄电已承询及，侍即复电声谢，何乃云去年冬间始达清听？殆前电已早忘之耶？未免重劳垂注矣。记去岁秋初，《申报》中有公殇一子之说，颇疑秉笔邪人妄为诅祝，适有洪令囗赴鄂，属其询明，再图致慰。洪以戟府深严，探悉其事而不甚了了，侍亦因弟丧赴皖料理，侄辈北归，为期已久，念通人虽无忌讳，而此等事过时劝唁，究属不情，亦遂中止。以公之过于周至，益形侍之甘于阔疏也。至示及国事安危，人才消长，则惟中外重臣而又负清流之望者，始足语此，侍非其人，何从置喙？别惠多仪，辞受都无关系，惟自云门北上，绝而复通，曾两拜端研，鼲裘之贶，忽忽近十年矣。岂宜屡受珍贻，有施无报，仍交来价携还，托词往游蜀冈，即清卿复电所转之地。以免词费褊衷，篑并不欲世兄辈知之。君立初间一来，杜门已久，竟未能破例延接。在朝廷为逐臣，在交游为逐客，愿公相忘，不烦相念也。肃谢，即颂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