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古代著名的理财家，有位唐朝的官员不得不提，他的名气虽无法与范蠡、商鞅、张居正等人相比，但他所主持的改革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功，帮助“安史之乱”后的唐朝重新振作起来，这位理财家就是刘晏。他以宰相的身份主抓人事、经济等工作，一场为化解危机而进行的改革就此拉开了序幕。

　　收归漕运 控制粮价

　　“安史之乱”，这一场长达八年的混战让国家变得千疮百孔。在这种情况下，唐肃宗提拔了时任户部侍郎的刘晏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领使职”。

　　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其中最紧迫的是控制粮价。如何在短时间里迅速平抑粮价，考验着刚上任的宰相。刘晏经过调研，发现粮价过高不完全由供给不足所造成，江南地区受战乱影响较小，大量北方地区人口南迁，江南的农业生产仍在继续增长，因而有不少余粮，但苦于转运困难，一时满足不了北方的需求。

　　唐代粮食转运的主要途径是漕运，对历代来说漕运都是一件大事，康有为评论说“漕运之制，为中国大政”，在唐朝这件工作由政府来管理，但具体承运任务都“分包”给了大大小小的私商，私商只管短期利益，有利则往、无利则走，对于船只修建维护、河道治理等没有长远规划，他们平时打着官府的旗号，任意征用百姓为其运粮，却不给或少给报酬，造成很深的矛盾。战乱对运输体系产生了严重破坏，运输成本高昂，出现了“斗钱运斗米”的情况，运输效率也极为低下，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有时甚至需要几个月。

　　针对这种情况，刘晏果断上奏朝廷把漕运的经营业务收归“国有”，由国家直接出面转运粮食。经过调研，刘晏发现扬州一带可调集的粮食最多，于是在扬州专门开办了10个造船厂，刘晏发挥自己兼任吏部尚书的优势，选拔廉洁有能力的官员到船厂任职，让他们大量造船，以保证漕运的需要。

　　朝廷重新雇佣百姓充当运丁，采取军事化管理，与之前私商做法不同的是，朝廷向这些运丁支付报酬，对于提前完成运输任务的还给予额外奖励，这种做法极大地调动了运丁们的积极性，提高了运输效率。改革漕运取得了成功，北方的粮价很快降了下来，这条运输渠道除了运粮食，还可以运送其他各种物资，史载“轻货自扬子至汴州，每船费钱二千二百，减九百，岁省十余万缗”。粮食充足后，刘晏又恢复了“常平仓”在调节丰歉上的作用，由朝廷拨专款购贮粮食，“诸州米尝储三百万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