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李开教授《关于北大简〈老子〉的辨伪》的商榷文章，就竹简辨伪与汉字书法等问题，提出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意见。现就商榷中提出的三方面问题，试作回应与澄清如下。

　　简长与竹简形制辨伪

　　李开先生正确地指出郭店楚墓竹简多长短不一的现象，对我《北大简〈老子〉辨伪》一文的形制辨伪之说，作出了必要补充。

　　作伪与辨伪，向来有着多种层次与角度，真伪、优劣、时代等等，不一而足。在《北大简〈老子〉辨伪》中，我假定竹简形制的讨论限于北大《老子》这一类完整的古籍经典类汉简，未对汉代之前的非书籍类或非完整古籍经典类简册的种种形制作出说明。李先生指出古代简册的简长，“允许有长短不一的情形出现”（按本文引文未加说明者，均引自李先生商榷文章），可谓正确的意见，是对简牍形制辨伪的完善。但是，战国竹简的形制，尤其是郭店以“记”类古书为主体的竹简形制，与汉代竹简的形制，尤其是汉代完整版经典古书的竹简形制，并不具备可比性。

　　李先生所举郭店竹简之例及其有关竹简形制辨伪的意见，有若干须加澄清之处。现依其商榷之序，回应如下。

　　关于“简背划痕之伪”。为证明“做得如此粗鄙、多阙、有讹、露破绽”的北大《老子》，实际上正是所谓“朴蔽存真”的真简而非赝品，商榷一文对古人制简工艺、写简过程等试图作出新解，但似皆不可信。如以“划痕工艺……也有可能先剖竹制简，合用、不合用者一律排入，后者到抄写时替换”，即属主观猜测。古人制简、写简，由剖竹修治的工人与传抄写简的文人分别完成。修治竹简的工匠，不会把合用、不合用的竹简“一律排入”，留给写简的抄手去筛选、替换。古书关于简牍修治的记载甚夥，王国维《简牍检署考》、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等均有综述。至于抄简时把竹简“排成一大型简平面，然后抄写，抄写前在同一平面上划一根斜线痕以编序，这样方便得多，操作容易些”云云，更是凭空想象。汉代尚无可把竹简平铺成一大平面来写简、划痕的书桌几案，河南灵保张湾汉墓所出绿釉陶桌是否可证书桌的存在，有待考证；如把竹简平铺地面之上抄写北大《老子》那样的小字隶书，有书法经验的一定知道，不论是席地而坐还是翘股蹶臀，常人都不可能连续写满数简之字。倘若见过湖南湘阴窑所出西晋永宁二年青瓷双人写简俑，以及传为杨子华原作北齐天保七年文宣帝命刊五经的《校书图》等，一定很难相信西汉会有把竹简排成一大平面然后抄写的情事。

　　关于“竹简长度之伪”。据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组简1、3、4同长，简2与之相差约0.2厘米，约占简长32.3厘米的0.6%，与《北大简〈老子〉辨伪》图六、七所示简长的参差不齐，性质有天壤之别。汉代简册上下修齐，是简册形制的常识性通例。《说文》曰“等，齐简也”，学者据汉简实物考证就是简册制成后加以等齐、削齐下端之义。此外，不仅战国简与西汉简的形制因时代不同而不可比，而且郭店《老子》与北大《老子》因写本性质不同也不可比。郭店《老子》共有三组，甲组39枚简，乙组18枚、丙组14枚简，远非《老子》的完本，与北大《老子》上、下两篇凡220余枚简这样的“足本”经典，无法相提并论。武威汉简，良材精治；居延汉简，书削代牍。写本性质有别，形制自然不同；当今书籍的精装、平装乃至毛边本等差异，亦属类似的旨趣。至于北大《老子》“各简字数不一，可能字多字少而简同长，也可能简长不一，这就可推测抄手抄写时用简实情，绝大部分用简按斜痕标序取用同长简，也可另取他简插入以适字数之需”云云，认为古人按每简字数多少，打破简背划痕之序，取用不同长度的竹简抄写，“以适字数之需”，实属本末倒置。真简的写手，依序而书，何必预计又如何预计每简字数？伪简的写手，倒有可能为了某种预设的目的，去设计某一特定的竹简应该书写多少既定的字数。

　　关于“先写后编”之伪。汉代简册编联形式多样，从二至五道编绳到穿孔贯系、帘式编联之例，都见有出土实物。但不论编绳多寡，编绳位置似并非如商榷之文所说可以“任选”。古书记有“六款缝”，王国维先生考作竹简契口，竹简“编联之处恐有改动，故于缝上刻记之”，目的即在固定编绳位置。商榷文称“上下两道或三道编绳皆横直进行，且一般可选择起编位置点，必不与斜痕标记相重，亦无应然必然的确定位置”，并称我“文中举出有关编绳位置错位”云云，似为未明简册形制、误读我的原文所致。北大《老子》先编后写，铁证如山。整理者力主“先写后编的可能性更大”，是“研究古简的慎重态度”还是“蓄意误导”，事实胜于雄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