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领导干部问责力度不断加大，官员因问责而离职已成为常态，而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始终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在行政问责相关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进程中将信任与监督相结合，或许是扭转民众对于官员复出“逢出必疑”的一条重要路径。

　　【关键词】行政问责 官员复出 干部监督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近来，一则关于四川省原副省长李成云涉嫌严重违纪而被调查的新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民众早已对中纪委“打虎”习以为常，而此次之所以会关注这名原副省长的落马，其主要原因在于李成云早在2011年9月就曾因涉嫌违纪被免去副省长职务，但仅仅两个月后，他就被任命为四川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而起复，并未受到任何降级处理。因违纪而被免职的省部级官员竟得以在保留行政级别的同时闪电复出，这一消息将引发公众强烈质疑的被问责官员复出制度再次推到了风口浪尖。

　　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现状与特点

　　2003年“SARS问责风暴”的启动，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行政问责制度的全面探索时期。十多年来，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使行政问责建设逐步走上了制度化、常态化的轨道。在构建行政问责制上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作为问责程序中的重要环节，被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也日益成为公众关注的新焦点。纵观近年来关于被问责官员复出的诸多报道，不难发现当前官员复出方式存在着如下规律与特点：

　　第一，官员复出常态化。例如，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中受处分的大批官员大多数复出或履新。有报道指出，因突发事件被问责免职以及引咎辞职的官员，多数都会再度起复，仕途生涯得以延续，鲜有官员因被问责而真正终结其政治生命。更值得关注的是，就连某些因违纪而被免职的官员，也有起复者，譬如文中开篇提到的四川省原副省长李成云。

　　第二，官员复出低调化。与往日问责时的高调曝光相比，官员的复出往往显得相当低调。绝大多数官员都是在不公开、不透明的情况下悄然复出，在就任新职一段时间后，才被细心的媒体或网民通过偶然的机会发现而曝光，公众对其重获任命的条件、理由、程序等更是知之甚少。

　　第三，官员复出“闪电”化。官员的复出时间距其被问责时相距甚短。例如，四川省简阳市原市长段成武于2010年8月18日因违法批地被调离岗位，并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但于2010年8月24日即任四川省资阳市财政局局长，中间间隔仅为6天。更有甚者，尚在突发公共事件还在处理过程中，就已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第四，复出官员职级平稳化。尽管官员的复出形式多种多样，但多数是平级调动，有的甚至不降反升。据有关学者对2003年至2010年间30位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典型事例分析表明，平职复出的官员占43.3%，升职复出的占13.4%，二者合计56.7%。换言之，半数以上的被问责官员起复后行政级别和待遇不变，其中亦不乏被直接提拔重用而“逆势升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