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军事改革是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其规模之大、程度之深、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体制转换的力度、深度和难度也前所未有。因此，改革方案敲定后，美俄等国都高度重视改革实施和新旧体制转换对接。总的看，美军作为新军事革命领头羊，其体制转换是一种探索完善型模式，俄军则是一种调整变化型模式。我军作为改革后发者，在全面落实军改方案过程中，有必要认真研究借鉴美俄军改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经验教训。

　　紧紧扭住改革目标这个根本

　　作为大规模军改中的体制转换，坚持和扭住目标至关重要。这样的改革，必然是一个持续复杂的探索过程，必然面临各种干扰挑战，甚至会使改革变形走样或偏离目标。为此，要改革，就必须下决心排除干扰，保持改革目标的坚定性和可持续性。

　　一是破除思想认识阻力。关于军队改革，各国军队都有一个在认识上不断探索和深化的过程；改革方案确定后，也都有一个不断排除思想干扰过程。美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进行改革探索，但思想阻力一直不断。1986年美国出台的国防部改组法，前后用了4年241天，比美国参加二战时间还要长，背后的思想较量和利益博弈可谓惊心动魄。俄罗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了两轮军事改革，但都不成功，深层原因是固守大规模机械化战争观念不放，直到新面貌军改过程中，空军总司令泽林和海军总司令维索茨基仍坚决反对取消军种指挥权，并通过媒体公开表达不满，俄最高层不得不同时解除两人职务。

　　二是打破利益藩篱掣肘。美国1958年国防部改组法就确立了建立联合体制目标，但直到1986年才实现彻底剥离军种指挥权，前后历经28年，其关键因素就是利益集团干扰。当时美海军甚至成立专门班子，研究反改革对策。为排除干扰障碍，20世纪70年代美国曾掀起一场通过反思越战，抨击旧体制弊端的热潮。

　　三是排除经济和安全等干扰。20世纪90年代俄军改革，一开始就试图依托军区搞战区联指机构，但由于经济严重困难，同时由于苏联解体的巨大震荡，使俄安全环境急剧恶化，致使俄高层犹豫不决，只得在大体制没有调整情况下进行一些改革，导致两次车臣战争严重失利。美军20世纪50年代联合体制改革不到位，与当时美苏核对峙使国家安全风险增大有直接关系。到新世纪初，美军把军事转型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第一要务，当时有一些将领借口美军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军队，没有必要改；美军正忙着打仗，也没有时间改。但美高层态度十分坚定，坚持“不换脑筋就换人”，确保了军事转型全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