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资本论》出版以来，关于马克思历史发展道路的误解和批评始终不绝于耳。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三种范式：一是“泛资本主义道路”。俄国学者米海洛夫斯基认为，《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起源理论不仅适用于西欧，而且也适用于一切其他民族，是一种普适性的历史发展道路。二是“西欧专利论”。德国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指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完全将资本主义视为西欧的专利，彻底否认了其他民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今天的事实已证明，这一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三是“线性发展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巴兰、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等人认为，《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历史发展道路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目的论式的线性发展观，整个历史表现为一种直线式的发展过程，每一个社会阶段既不能取消，也无法跨越，只能遵循不同的社会形态，一个接着一个地往前发展。

　　面对这些误解和批评，我们如何回应？这要求我们必须回到《资本论》及其手稿之中，清晰厘定马克思历史发展道路理论的真实内涵。唯有如此，方能从本源上澄清这些观点的谬误之处。

　　首先，如何理解《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马克思着重分析了三种生产形式：一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在这里，共同体是凌驾于个体之上的实体，个人根本不具有自主性，而个人的财产直接表现为公社的财产；二是古罗马式的生产方式，在这里，个人既是公社成员，也是独立的个体，而公社财产和个人财产是分开的；三是日耳曼式的生产方式，它是一种以生产者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形式。那么，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是从哪种所有制中发展起来的呢？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给出了明确回答。他指出：“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既然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那么它就只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以此来看，《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是有明确限定的：这种资本主义不是从亚细亚和古罗马式的生产方式中产生的，而是从日耳曼式的所有制中成长起来的。基于此，马克思把《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明确限定于西欧，这一点在《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和1881年3月8日致查苏利奇的信中得到了公开表述：“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这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起源模式，放大为一切民族必须经过的历史道路，更没有把这种特殊模式即西欧道路，夸大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道路。因此，当米海洛夫斯基把《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诠释为适用于一切民族的历史哲学时，恰恰扭曲了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的真实内涵。针对这一点，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做出了尖锐批判：“他（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