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严几道翻译泰西法政以来，西学便成为国人思考活动难以回避的一项智识前提（pre-consciousness）——无论是中体西用（张南皮语），抑或西体中用（李泽厚语）。回想浮屠入华之际，中西格义历时千载至宋儒方才告一段落。或许，我们对西学的深入理解依然有待完成。降及上世纪末叶，各式现代化论说轰然涌入中土，晚近的政治理论著作尤其充斥着大量主义和术语。然而直面这种种主义和术语，我们尚不明了其来龙去脉，遑论融贯西学。再言之，时下的诸多政治论说在解释当代的某些问题时，有意无意中隐匿了先贤的原初视野。姑且让我们来一次现象学意义上的“悬置”，放下后学扣在经典作家头上的各种不知所云的帽子（朴素唯物主义、客观唯心主义、封闭社会的维护者、极权主义先驱云云），以平和的心态跟随先贤的步伐来考察现代人的根本性处境。

　　鉴于此，15级部分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组成读书小组，相约共读经典，前后进行过6次读书聚会。我们选择从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入手，在阅读《论美国的民主》之前通过雷蒙•阿隆熟悉托克维尔写作的问题意识与时代背景。阿隆弃世不久，他生前关心之事我们亦不陌生：每个世纪都免不了悲伤与流血发生，可是二十世纪的多次屠戮却是冠以“高尚目的”之名。阿隆慨叹，连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也吸食各色许诺集体拯救的鸦片，似乎染上了不治之症。在《论自由》与《社会学主要思潮》中，阿隆以其历史视野比较了托克维尔和马克思两位思想家对同时代的诊断书，指出政治的负载不宜过重，以免产生失衡的承诺。一旦意识形态的魅惑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功能话语所替代，那么曾让激进少年敢为日月换新天的星星之火便无从燃起。托克维尔这个诺曼底贵族的后代，也赞成亚里士多德那句名言。而对托氏言，我们需要知道的政治是民主制，而正是天意(providence)使得我们的时代成为民主的时代，因此，民主制就是民主在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对民主制的研究就是对美国的研究；那么，什么是美国的“第一因”？显而易见，那就是美国革命和美国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