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2015年8月在中科院考察时指出：“一个国家基础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这个国家原始创新的动力和活力。”这个判断，体现出国家高层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和期望。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基础研究并不能自发地过渡为原始创新，两者之间的鸿沟需要中间形态的科研工作来填平。

　　1916年，爱因斯坦预言除了大量的自发辐射外还必然存在着少量的受激辐射，并且这种受激辐射还会进一步引发同类的受激辐射，因此可以获得受激辐射被增强的效应。查尔斯·汤斯等人继承和发展了爱因斯坦的理论，提出了利用原子、分子的受激辐射来放大电磁波的新概念，并于1954年第一次实现了氨分子微波量子振荡器，开辟了利用原子（分子）中的束缚电子与电磁场相互作用来放大电磁波的新思路，获得了首个激光专利US2929922号，引发了激光行业的出现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德国尤利西研究中心的彼得·格林贝格尔和巴黎第十一大学的艾尔伯·费尔分别独立发现了巨磁电阻效应。格林贝格尔则迅速看到了巨磁阻效应在技术应用上的重要性，1989年6月他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申请了题为“具有磁性反平行偏振成分的铁磁薄层的磁场传感器”的US4949039号专利。之后在1997年，IBM技术人员帕金团队率先制造出全球首个基于巨磁阻效应的读出磁头。如今，这一技术已然成为新的产业标准。汤斯和格林贝格尔等人的科学研究，源于基础研究成果——科学理论和科学发现，具备工程技术活动的特征，却与一般的工程技术活动有所区别。正是这一类研究搭建了从基础研究到工程技术活动的桥梁，使得基础研究成果能够最终转化为原始创新成果。按照钱学森先生的观点，这一类型的科研活动属于技术科学研究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