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通常会有一个糟糕的开始:反派控制了江湖，天下大乱。然后会出现一个正派的大侠，经过艰苦打拼，终于匡扶正义。反派的名字可以是岳不群、慕容复、江玉郎，大侠则叫作郭靖、乔峰、陆小凤等。

　　大侠治理下的江湖稳定、和谐、繁荣。这依赖于大侠个人高尚的品格和绝世的武功，两者缺一不可，都是江湖臣服的必要条件。前者提供了道德上的依据，使大家内心尊敬，后者是暴力上的保障，使大侠的命令有着强大的执行力。

　　但大侠的江湖也有其固有的问题。一是江湖的稳定和有序发展过于依赖大侠个人能力。虽然“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但大侠也是人，也会衰老、生病，储存的能力会慢慢衰减。同时大侠也没有分身术，江湖各个犄角旮旯还得依靠代理人去管理，代理人的素质和能力未必与大侠等同。二是大侠依靠个人好恶执法，这对其道德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射雕英雄传》里洪七公曾自豪地说自己平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都是大奸巨恶之徒，死有余辜。这些“奸”、“恶”都是洪七公个人的看法，未必也是公众一致的判定，例如负义薄幸之人是否和土豪恶霸一样罪无可赦一刀杀掉?三是大侠的武功保证了其命令的执行力，但武功这种暴力武器谁都有机会获取。一旦大侠的不肖子弟通过传授或蛰伏的反派偶尔得到一本秘笈而获得了至高的武功，用拳头对付道理，大侠必将被推翻，江湖又将大乱。

　　所以，现代文明社会都不选择大侠这种模式管理社会。经过研究，大家选择法律这种东西作为管理手段。

　　法律冷酷、严谨、不苟言笑、不讲人情，虽然不像大侠一样才华横溢、形象鲜明，但也有着清晰的思路，缜密的逻辑，很强的执行力，并且不衰老、不生病，很难被宵小忽悠。

　　但法律要服众，也需要三个前提:一是内容要公布。要让大家知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做了能做的会受到什么样的保护，做了不该做的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理。中国以前曾有过很长时间不公布法律的年代，理由是“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2600年前郑国的子产就说这是屁话，于是“铸刑书于鼎器”。实际执法效果也证明了子产的英明;二是公布的是善法。这是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老先生的发明。什么是善法?不同年代不同社会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标准和认识。但公平、公正等基本理念应该是相通的，从这个角度看，规定种姓等级制度的《摩奴法典》、规定“官当”、“赎刑”制度的《唐律》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善法”;三是公布的善法得到有效的执行。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得不到严格的执行，就仅仅是一张纸而已，没任何实际意义。不过，即使具备这些先决条件和要求，法律还有很多让一般老百姓不理解的地方，比如慢性子。在大侠的世界里，看到坏人，咔嚓一刀就解决了，成本低，见效快;但法律办起来，程序就要繁琐很多。

　　两者都有缺陷，这让理想主义者很纠结。有人曾尝试发明第三条道路，比如新权威主义，但也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没谁敢冒险拿出自己的地盘做试验。但日子还得过，队伍还要站，大家用脚投票，绝大部分选择了法律。主要是因为法律虽然不完美，但大家都知道问题在哪儿，知道怎么去一步步完善;大侠再好，但把所有人的幸福甚至性命都维系在一个人身上，怎么看都不是个靠谱的事。所以慢慢地，大侠就只停留在武侠小说里风光，法律则在现实生活中驰骋。在法治社会里，谁也不能由着性子可劲儿撒欢耍酷，哪怕他举的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旗子，喊着“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

　　(作者系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