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自铎，河北人。1954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1956年—1960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学习，1960年获苏联哲学副博士学位（相当博士学位）。因工作需要，1978年调入中央党校工作， 历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理论部副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主要从事认识论、实践论、人学及现实哲学问题研究。发表论文220余篇，主编、合作著作40余本。先后当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学学会（筹）副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认识论专业委员会主席（之一）等。

　　“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能够解答我们碰到的问题，能指导我们更好的实践，达到更好的改造世界的目的。”

　　“从教员的角度讲，理论必须结合中国实际，指出中国发展与建设当中的问题，给学员以启发。上课不应是空洞地谈理论，要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教学。”

　　采访者：崔老师，您好。您是1978年调入中央党校工作的，首先请您谈谈当时来党校的感受。

　　崔自铎：中央党校是我们党的最高学府。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就来过中央党校。那是1952年，中央党校的名字是马列学院，位置就是现在的研究生院。当时正值冬天，正巧碰上了艾思奇同志和张松如同志，他们正在党校人工湖滑冰。他们的学者风采，深入脑海。

　　最初对党校的突出印象有三点：首先，这个院子有大师，像艾思奇同志，我年轻时对他就很敬仰。其次，党校有大员，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在这里进修学习探索。最后，党校有大院，优美、恬静、宽阔。

　　我正式进入党校是1978年，那时“文革”后党校刚复校，我是第一批由中组部调过来的老师。当时我还在吉林大学哲学系做系领导。如果说来党校前，我看到的是一些表象性的东西，那么经过将近40年，对党校就有了较深的认识和体验。概括地讲，我认为党校有几个高平台。

　　第一是教学平台高。在这里上课，是要给高中级干部上课，这个教学平台非同一般，对教师教学水平有相当高的要求。第二是研究平台高。在这里进行研究工作，面对的问题难度高，对研究人员要求高。第三是咨询平台高。中央党校是给中央作决策咨询的重要阵地，对决策咨询的水平有很高的要求。第四是作风平台高。要求教员和工作人员有极其过硬的作风，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我们的工作目标。

　　采访者：记得您曾说过您在党校度过了人生的“黄金期”，您能给大家分享一下这里边的经历和体会吗？

　　崔自铎：对我而言，党校不是我的母校，但胜过我母校，我为她贡献了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她也给予我很多。这段时光是我人生中的“黄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