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共同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努力奋斗。但同时也要看到，一些地方也出现了表格多、文件多、会议多、督查检查多、作秀留痕多等令基层干部群众不满的现象。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强调，“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有的敷衍应付、作风浮躁，工作抓而不细、抓而不实，仍然在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防止各条线多头重复向基层派任务、要表格，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法，让广大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抓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一线工作之中”。

　　早在1953年，党中央就曾针对区乡工作中“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的“五多”问题，进行了一次集中整治，以减轻基层负担。回顾1953年党中央解决“五多”问题的那段历史，对我们思索如何防止和反对今天我们各项工作中可能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1953年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首先是中央西北局在农村调查时发现并总结上报党中央的。中央高度重视这个报告，3月19日转发这个报告并向全党发出整治的指示。指示指出，“五多”问题“集中地反映了我们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一些严重地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应仿照西北局的办法，深入检查引起“五多”问题的事项，迅速加以清理。

　　根据中央指示，一些地方和部门进行了专门的调研，发现“五多”问题确实十分严重。第一，不切实际的任务多。长沙一区委书记在报告中说，区委每十天左右虽只布置两三项工作，但区长、专署干部，党、农、青、妇、文教、合作、银行、税收等干部一补充总是十多件。任务不仅多，而且要求完成的时间紧。修塘坝要在一年内“彻底”地一劳永逸地修好，推广双季稻良种要在一年“彻底”推广开，扫盲工作要求三个月内在一个区“彻底”扫除六七千文盲。第二，会议集训多。华北局报告说，河北盐山县农村除随便召开卖豆饼、贷款、卖酒、储蓄、保险等群众大会，孤立地召开各系统的干部会议、业务会议外，还要过各种日：除党日、团日外，还有民兵战斗日、妇女解放日、爱国检查日，所谓“日”，也就是会。有的村庄竟在一个月内召开群众大会28次之多。第三，公文报告表册多。抽查发现，辽东省在1952年第三季度内，省属11个单位、20个县市和5个区镇就自行颁发316种调查统计表格，计日报11种、三日报2种、五日报31种、旬报31种、月报89种、季报31种、半年报5种、年报8种、一次调查108种，其中发到区村镇报的145种。而且，很多报表互相重复、毫无意义。第四，组织多。西北局检查组发现，陕西咸阳县丰胜乡的14个自然村，每村都设有村长、农会主任、居民组长、互助组长、农会组长及治安、卫生、优抚、防堤、保险、保畜、合作、防旱、护林、卫生检查、读报、通讯、中苏友协等组长，还有民兵小队长等共23种组织。第五，积极分子兼职多。全国妇联调查发现，一个劳模正常情况下要兼五职到十职。山西临津县女劳模郝小女，即担任村团支书、生产大队长、妇代主任、生产委员、县团代表、人民代表等11职。不少劳模因兼职多、开会多影响生产，失去劳模意义；有的因过于劳累而切身问题得不到解决，比较消极。

　　“五多”问题引起基层干部群众的极大不满，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极大危害。一是党和政府的形象受到影响；二是容易影响干群关系；三是工作效率低下；四是不科学的工作决策给执行带来困扰；五是基层干部负担重。比如分工貌似很细，实际上叠床架屋，有的干部迷茫地表示，会议数量多，效果却很差，一些基层干部不得不临时编造数字，用虚假材料应付上级检查，有干部兼职过多，各种任务应接不暇，疲于奔命，影响生产生活。群众对强迫命令、工作流于形式等坏风气深感不满。

　　为了解决“五多”问题，党中央对症下药，要求各地方各部门“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坚决废止引起“五多”问题的不良制度和不良办法，并对规定任务、召集会议、调人集训等问题“按照实际可行的情况，加以适当的规定，有些则要由中央作出统一的规定”，着力建立“有领导的统一的和适合情况的制度和办法”。一些地方和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从实际出发，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