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同时借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鲜明指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建设“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他围绕怎样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使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

　　“从改革制度着手”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迅速恢复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进而成功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此后，为了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良好开端。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围绕执政条件下怎样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等问题进行了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12月，他在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强调，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来指导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不过，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加上未能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变幻等因素的干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总的指导思想逐步发生了“左”的偏差。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建设随之也经历了一段曲折和失误。社会主义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状况日益突出，极大地制约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错误。对此，邓小平在领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在这篇纲领性文献中，他剖析了我国政治建设中存在的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论断：“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怎样才能避免和防止重犯历史错误，邓小平明确表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成熟，不完善；这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