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百年：张学良的思想人生》王海晨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有一类历史人物，因他们的出现，历史发生了改变，所以人们难以忘怀；又因他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不按常理出牌”，导致评价不一。书写历史绕不开他们，绕开了，许多历史说不清；研究他们，难以走近，又唯有走近。谈这样的话题，与笔者最近读的一部书有关：这就是当代中国出版社推出的《孤独百年：张学良的思想人生》。

　　写张学良没有不想走近张学良的，可张学良的人生如同万花筒，人生大起大落，所行多系大是大非，而在人们眼里，是非又多模棱两可、正误难辨，主要因为他身上的颜色太杂，可谓“色色俱全。有蓝色，他是国民党的一级上将；有红色，他说‘我就是共产党’；有褐色，他崇拜过法西斯鼻祖墨索里尼；有粉色，‘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面对这样一位历事复杂、色彩纷呈的人物，如何才能走近？怎样才能算走近？

　　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必须找到他的人生底色，唯有找准他的人生底色，方可走近。”什么是他的人生底色？作者开门见山：“思想是他的人生底色。”“张学良是个传奇人物，使他成为传奇的首先是他的思想，搞清了他思想的来龙去脉，再看他身上的五彩缤纷，也就不难理解他自己说‘他是个怪人’，究竟‘怪’在哪里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大胆地挑战了一般传记的传统写法，既没有依时记事，也没有择“色”分描，而是独辟蹊径，把研究视角集中在“他用一生搭建的思想舞台”上。

　　张学良生活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他的思想、个性，带有鲜明的双重色彩。“有时他站在传统的对立面，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置之度外；有时他钻进了传统的象牙塔，拉都拉不回来。严格说来，张学良既是历史传统的传承人，又是新时代的开拓者，这样，他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必然要面对两种偏执者的反对。”

　　同情的理解是历史学本质决定的，不是因为张学良为民族作出了贡献，却遭到幽禁50多年的不公平待遇而需要同情。正如近代学人陈寅恪所说，研究历史人物，“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当然，“同情的理解”，强调的不是张学良说什么就信什么，做什么就赞同什么，而是与之“同行”，了解他当时何以那样思那样行，避免的是“空间错位”带来的误读。

　　“同情”是为了缩短史家和研究对象的时空距离。离开了对张学良所处时代的了解和处境的同情，就不会有主动地走近，不走近就得不到历史的真实，离开真实，褒其所当褒，贬其所当贬就是一句空话。同情的理解只是走近历史人物的进路之一，而走进他所生活的时代是必由之路。试想，如果我们离开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主题，还怎么理解西安事变是“时局转换的枢纽”？离开了对杰出人物的同情和理解，还怎样去认识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