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中山那里，一直存在三个世界，一是实处的世界，二是理想的世界，三是过渡的世界。这三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正是由于对实处世界的强烈不满，他才起而抗争，愈挫愈奋，奋斗的最终目标就是理想的世界。所谓过渡的世界，是他实现最终目标过渡阶段所呈现的世界，有时也是权宜的世界。这三个世界并非一成不变。实处的世界，即他能够接触、感知、认识的世界，本身在不断变化，孙中山自身活动范围在变化，感知、认识能力也在变化。他理想的世界，有个从朦胧到清晰的变化过程，也有个从粗略到精致的变化过程，还有个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臻于完善的过程。至于他过渡的世界，更是因时、因地、因事而有所调整与变化。

　　孙中山青少年时代所实处的世界，有四个鲜明的特点：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地近港澳、海外联系广泛。孙中山个人禀赋有三点相当突出：一是天资聪颖，记忆力、理解力都超乎寻常；二是勤劳勇敢；三是西学素养丰厚。世代务农、家境贫寒，使孙中山沿着传统士人读书做官道路发展的动力不足，也使孙中山在官场上的人脉特别稀薄，对其时政治体制依存度特别低。地近港澳，加大了孙中山向港澳与海外拓展的动力。长期的留学生涯，丰厚的西学素养，使孙中山在观察分析中国问题、酝酿中国改革方案时，比纯粹生活在中国内地、很少阅读西书的内地知识分子，眼光宏阔，理念新颖，思想深刻。

　　孙中山理想世界的确立，有个由粗而精、渐次发展、逐步完善的过程。如果从孙中山所说的乙酉年（1885年）算起，他的思想体系从萌发到系统化，从一民（民族）到二民（民族、民权）再到三民，用了整整二十年。孙中山的理想世界并不是固定的蓝图，也不是封闭的系统。他在民国建立以后，鉴于国际国内实际形势的变化，又不断地对民族、民权与民生作出新的解释，赋予新的内涵，但其总的轮廓，仍然是三民主义。

　　孙中山在制定其理想蓝图时，有明确的过渡意识。在1905年秋冬间颁布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孙中山明确地将革命方略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相对于后一阶段而言，前一阶段都是过渡阶段。

　　清廷被推翻以后，孙中山一度认为民族、民权主义已达，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他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也确实将主要精力放在实行民生主义方面。这表明，在孙中山那里，先前倡导的民族、民权主义，都是“为众生谋幸福”的手段，都是实现众生幸福这一理想世界的过渡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