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长征期间能够纠正党内“左”倾错误，与它信奉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密切相关。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树立了救国救民的志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特别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和战友们逐渐形成和具备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利益至上”的思想。延安时期，毛泽东从多个角度阐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利益至上”的思想，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准则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长征期间的纠错，目的是让党有一个根本改变，即自新。无论对有着严重“左”倾错误的博古，还是对有着明显野心和严重分裂主义错误的张国焘，都做到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分析评价他们的错误。同时，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坚持党性原则，耐心开展说服教育工作，想方设法团结他们。今天，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仍然是建设一个富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然要求

　　长征是我们党历史上的大事件。在长征中，党逐步从严重“左”倾错误中走了出来，挽救了中国革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纠错工作。这种纠错工作贯穿长征始终，对长征取得最后胜利至为关键。

　　在长征准备阶段，毛泽东就针对党内严重的军事路线错误，开展了积极的纠错工作。他注重调查研究，不失时机地宣传自己的正确主张。1934年6月中旬，他在调查后指出，不能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密切关注前线战斗情况，及时纠正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4年5月，他要求红22师保存红军主力，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打法。而当时，李德、博古等人主张与国民党军硬拼。毛泽东的主张就是要从根本上纠正“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

　　在长征失利阶段，毛泽东积极争取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人，尽最大努力纠正党内军事路线错误。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抢渡湘江之后，中央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面对党内“左”倾军事路线错误，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在反对党内“左”倾错误问题上达成默契。之后，他又同周恩来、朱德等人谈话做工作，得到他们的支持。过湘江后，他“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

　　在长征转折阶段，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人促成黎平会议的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首次以中央政治局名义，从形式上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错误军事路线，结束了自1932年宁都会议以来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绝大多数领导人支持、拥护他正确主张的局面。此后，中央在猴场会议上解除了李德的军事决策权、指挥权；在遵义会议之紧急关头，挽救了党和中国革命，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在泸定会议上，决定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使共产国际了解并承认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体制。

　　在长征坚持北上和南下分裂阶段，毛泽东和党中央针对主张南下的错误，开展了纠错工作。最终，使张国焘的错误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纠正。同时，也纠正了陕甘苏区、鄂豫皖苏区的肃反错误。

　　在长征大会师阶段，党中央和毛泽东针对张国焘作了许多挽救工作。毛泽东指出，对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更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步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毛泽东还指出，如果他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将来不一定提这一错误；　如果仍继续发生这样的错误，那是应与之作斗争的。

　　纠错是为了自新，纠错的过程就是自新的过程。我们党长征期间的纠错自新，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基础主要是实事求是的思想、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