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独立的宣传载体和传播网络，不仅需要资本和人才，而且需要环境和时间。创建之初的中共势单力薄，单靠自己的力量宣传“主义”和进行广泛而有效的革命动员，显然力有未逮。因此，必须借助那些已在思想舆论界广有市场和声势的书局、报刊及其传播网络

　　■1920年上海工人达56.3万余人，其中工厂工人有18.14万多人。在上海各产业的工人中，商务印书馆的职工不仅人数可观，而且多为技术工人，文化素质较高，是“一支有觉悟、有文化、有组织纪律性、有战斗力的产业工人大军”。这正是中共要寻找、动员和依靠的力量

　　■中共的创建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包括宣传系统、组织系统、联络系统乃至军事武装的复杂建立过程。这不是单个因素所能决定的，而是多种因素齐聚和化合的结果。商务印书馆与创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上述关系，就体现出这个过程，反映了这种必然

　　思想者小传

　　周武 1989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任伯克利加州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近代上海史创新型学科首席专家、《上海学》集刊主编，兼任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上海民俗文化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上海城市史和中国学研究。出版　《中国遗书精选》《上海通史·晚清社会》《张元济：书卷人生》《圣约翰大学史》《二战中的上海》等著作，另有《梁启超社会思想研究》《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革命文化的兴起与都市文化的衍变》《论上海城市转型》《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等论文百余篇。

　　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设于上海，是清末崛起的颇具影响力的现代出版机构，不仅拥有全国一流的编译阵容、一流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且拥有庞大健全的发行网络。鼎盛时期，在海内外大中型城市设立40余家分馆和支馆，销售网点1000余处，公司职工近5000人。创馆以来，商务印书馆谨守“在商言商”的民间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与现实政治绝缘，更不意味着它在现实政治中毫无作为。

　　我今天就是以商务印书馆与中共创建之关系为具体案例，探讨创建初期中共如何借助上海的优势来壮大自身实力，进而揭示“后五四时代”文化、商业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