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节，人民出版社编审张秀平比平日还要忙碌。

　　历经13年漫长的编辑过程，《中国国家历史地理》丛书中的《陈桥驿全集》终于进入了最紧张的审读阶段，张秀平希望抓紧一切时间，让这位历史地理学大家的全集早日面世。更令她感到紧迫的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现在学术图书出版的门槛越来越低，急需像《中国国家历史地理》这样的样板，带动更多的出版社投入到推动学术进步的进程之中。

　　出版的遴选、淘汰机制，本应是学术生态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引领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当下“有钱就能出书”的现象使得出版的评价功能日益缺失。和张秀平一样，越来越多的出版人、学人希望，出版能恢复其学术评价的功能，真正成为丈量中国学术发展高度的一把标尺。

　　门槛降低 佳作稀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做过一个调查：我国现有500多家出版社，其中90%都在出版学术图书，每年出版种类达到17000多种，但其中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比例极小。在他看来，出版社和编辑拱手让出了把关人的责任，是导致劣质学术图书流入市场的重要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刘跃进同样认为，非专业出版社涉足专业图书的编辑出版，使当下的学术出版变得有些鱼龙混杂。而对于“只要有资助，出得起买书号的钱，基本上就能够出版学术著作”的现状，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担心，学术出版如果按这种模式发展下去，“出版社几乎沦为与印刷厂相同的地位”。

　　与低水平著作同时存在的，是重复出版。近几年，在与国内出版社合作的过程中，施普林格北京分公司社会科学编辑李琰观察到，中国出版社更愿意向少数有名望的学者约稿，多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一位知名学者著作的情况经常出现，甚至有的学者在不同出版社出版的著作，有80%的内容是重复的。而其他学者为了科研项目结项、晋升职称，往往需要自己承担费用，才能保证著作出版。

　　学术出版的问题不仅出在出版社，而且与学术生产机制密切相关。“在已经逐渐僵化了的学科范围内，学者寻找题目不易，试图超越更难。很多学者用同一种平庸的学术方法、僵化的学术理念，不断变换研究对象，多平面克隆自己，越做越琐碎，在学术思想上没有任何创见，在资料上也没有什么贡献。”刘跃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