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毛泽东对于五四时期由“个人解放”进至“社会改造”有着独特的认知，在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语境中所构建的“革命话语”，内含着“主义”信仰话语、民众本位话语、阶级斗争话语、政党领导话语等几个重要部分；同时，亦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唯物史观的指导、时代需要的把握、社会实践的体悟等方面表征出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进路。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路线所构建的“革命话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关 键 词：毛泽东/革命话语/社会改造/五四时期

　　作者简介：王中平(1968- )，江苏盐城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南京 211106）。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431(2020)02-0007-08

　　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急速变化，社会言说系统先是由“个人解放”进至“社会改造”阶段，继而又在“社会改造”话语的整体态势中，向着“革命话语”方向急速地转变，呈现出思想变动激进化的趋势。毛泽东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先进知识分子，不仅在思想认识上成功地实现了由“个人解放”到“社会改造”的转变，而且在“社会改造”的研究、思考和实践中，构建起独特的社会改造方案和革命话语系统：坚持“主义”的信仰指导“社会改造”的根本解决，依靠民众开展“社会改造”的实践，运用阶级斗争作为“社会改造”的手段，组建政党引领“社会改造”的行进。研究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与毛泽东“革命话语”构建的内在关联，对于早期毛泽东的研究及五四时期思想史的研究，皆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社会改造”时代的认知

　　毛泽东对于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思潮，有着独特的认知和解读。五四时期以“五四”为时间节点，思想言说系统由早期新文化运动的“个人解放”进至“社会改造”阶段。五四运动之后不久，人们业已深深地感知到“近来改造社会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1]569。事实上，五四运动之后，“学生们从政治运动中得到了教训，知道腐败的社会上，不能建筑良好的政治，因此学生团体的活动渐渐趋重于社会方面，如新文化运动、平民教育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等等”[2]。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所形成的“革命话语”，乃是建立在对“社会改造”时代认知的基础上。故而，需要考察毛泽东对于“社会改造”的认知，借以呈现毛泽东由“社会改造”言说系统进至“革命话语”的逻辑进路。

　　毛泽东身处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潮流之中，却能够基于对时代的感知和理性考量，在思想意识的深层把握这样的“社会改造”时代，并进而生发出其关于“社会改造”的智慧。在毛泽东的认识视域之中，“根本解决”乃是其关于“社会改造”的基本理念。在1919年至：1920年间，毛泽东不仅将湖南的五四运动引向“驱张运动”，而且又在“驱张运动”后转入湖南的“自治运动”，并从社会的“根本改造”的视角来总结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意义，指出：“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又说：“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3]156这里，毛泽东所说的“根本改造”是从“大处着眼”，而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乃是“具体的准备工夫”，故而强调的是从“小处着手”。可以说，从“大处着眼”及从“小处着手”的结合及其所表征的“知行合一”理念，反映了毛泽东在“社会改造”问题上立足现实、注重践行、求实创新的精神。

　　毛泽东鉴于五四运动所开启的“社会改造”时代的到来，要求新民学会聚焦于社会改造事业，并主张将“社会改造”作为一个重要题目来进行详细的研究：“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天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3]157毛泽东这里是说，进行“社会改造”不能“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也就是说不能流于空谈而不切社会实际，而是要有针对性地研究社会改造的目标、方法、路径等具体问题，从而找到社会改造的行动方案。在五四时期，毛泽东面对社会变动和思想激荡不高谈阔论，而是主动地因应五四时期“社会改造”的时代需要来具体地研究问题，并积极地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实践活动。

　　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就是一位胸怀大志的先进知识分子，这体现在“社会改造”的认知上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1921年1月国内的新民学会会员开会讨论时，有人认为“改造世界太宽泛”了，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社会改造“无论怎样的力量大，总只能及于一部分”，故而不能以“世界”为范围；但如果中国的“社会改造”仅仅局限在“中国”，则“又嫌范围小了”，故而“主张改造东亚”。毛泽东在发言中不同意“改造东亚”的主张，他指出：“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4]587-588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新民学会将“改造中国”置于“改造世界”系统之中，不仅反映出中国问题及中国的“社会改造”的世界性背景。而且也表征出中国与世界内在联系及所具有的一体性特征，同时也说明毛泽东等人在“社会改造”的认知上具有宽广而又开放的世界视域。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关于“社会改造”的认知，得益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最多。毛泽东在1921年1月的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认为在中国的社会改造问题上“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并且应该明确这个“大规模改造”是取“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他指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必须有其方法，“改良是补缀方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4]587-588。此处的“大规模改造”就是指运用阶级斗争方法，走“社会改造”的“根本解决”道路。由此可见，毛泽东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研究“社会改造”问题，并进而主张“根本解决”的。

　　基于以上的初步梳理，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社会改造”时代的认知上，除了“社会改造”上的践行理念和世界性视域外，最为突出的就是其“根本解决”的理念。如上所言，毛泽东并不认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就是“根本解决”。认为至多只是其“一种手段”而已，故而也就不是毛泽东视域之中真正的“根本解决”。从范畴探源上说，“根本解决”一词出现于五四运动之中，起初表示与现行社会处于根本对立的态度。如1919年7月1日在上海公共体育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讨论拒约救亡办法的国民大会上，一位工界代表在发言中指出：“救国必须从根本解决，就是要推翻卖国政府。因卖国政府一天存在，他可以在外交上、内政上活动订约借款，压迫国民，为所欲为。故国民必须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5]而在“五四”之后，“根本解决”则成为“社会改造”的激进办法，是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的基本主张。如《闽星》上有文章说：“方今经济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已经彰明显著，社会革命的活动又复继长增高，且已逼人于实行”，于此就要“赶早研究社会根本解决的方法，培植劳动家自觉的本能方才有用。”[6]又如《劳动与妇女》上有篇《根本解决》的文章。直接地揭示“社会改造”的“根本解决”方法，认为：“根本解决办法有二：(一)把各种产业完全收归公有。(二)把国家政权由工人收回执掌。”[7]以上引证旨在说明，毛泽东就“社会改造”问题所提出的“根本解决”思想，不仅承继“五四精神”中的基本理念，而且是后“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衍化中的重要表征，并代表着后“五四”阶段中国思想激进化的走向。

　　二、“革命话语”的构建

　　毛泽东是在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活动及其思想认知中形成“革命话语”的构想，并在“社会改造”的“根本解决”主张导引之下成就其体系的。大致说来，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所构建的“革命话语”，内含着“主义”“民众”“阶级斗争”“政党”等重要范畴，并在“主义”信仰话语、民众本位话语、阶级斗争话语、政党领导话语等阐发中形成话语结构。

　　(一)“主义”信仰话语

　　毛泽东在“社会改造”语境中所构建的“革命话语”，以“主义”信仰为其显著特征，“主义”也就成为毛泽东的意识深层中不可动摇、不容替代的基本单元。理论上说，社会改造是在一定思想理论指导下的社会改造。故而，推进“社会改造”也就需要指导思想，也就需要作为指导思想的“主义”。就此而言，“社会改造”时代呼唤着“主义”时代的到来。对此，王汎森曾指出：“‘主义时代’的来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场惊天动地的转变。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主义’时代登场，它将晚清以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多元气象，逐渐收归于一，而且影响异常的深远。”[8]139在此意义上说，毛泽东“革命话语”中的“主义”乃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内涵，并构成其思想信仰的话语，其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改造”根本上在于其“主义”。毛泽东在研究“社会改造”问题的过程中，一开始也是试图从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入手的，经过了由“问题”到“主义”的探索过程，最终实现了认识上的提升。毛泽东在1919年9月创办“问题研究会”时，首先重视的也是“社会改造”中的“问题”，并祈求通过“问题研究”来从事社会改造事业，因而也就开列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详细清单，上面有教育问题、女子问题、国语问题、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婚姻制度改良问题、家族制度改良问题、宗教问题、劳动问题等七十几个大问题。结果，毛泽东发现这不是社会改造的根本解决之道，故而又提出了“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的主张，并且认为“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9]396-402。理论上说。“社会改造”之中研究“问题”与研究“主义”皆是重要的，并且也是不可缺少的，但“问题”与“主义”这两者的各自意义及其重要性还是不同的。联系到当时思想界发生在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不难领会“主义”的极端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远在法国巴黎的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向国内发来了1919年9月27日起草的《巴黎本会同人致京沪本会同人》的意见书，亦特别强调“主义”的极端重要性，认为“主义”不仅是做事的根据，“无主义不能作事”，而且“主义”也是认知社会、改造社会的主要依据，并且还是维系社团的纽带，故而“所谓主义者，实系有学理上相当的根据，有将来具体的计划，并非求合于社会，实欲社会与之相合。属于主义以下之分子，主义即其共同点，即系集合团结的唯一原因。分子应为主义而牺牲，主义不应为分子而动摇。”[4]324这里，最为显著的乃是点明了“主义”的特点及其独特性地位。可贵的是，毛泽东尽管也是以“问题”研究为起点。但他在“问题”研究之中发现了“主义”研究的重要性，并实现了由研究“问题”到研究“主义”的转换，这就提升了“主义”的研究意义及“主义”在“社会改造”中的地位。进而言之，毛泽东也正是在“主义”优于“问题”的思考中，在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认识到“社会改造”中“主义”的极端重要性，这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对“社会改造”研究的深化。

　　第二，“主义”信仰在团体及其“社会改造”中具有指导地位。毛泽东在创建新民学会的过程中，高度重视“主义”对学会的指导地位，藉以求得学会成员在思想上的统一。1920年11月，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回信中，强调新民学会的结合需要有明确的“主义”。他说，对于湖南问题，“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改造中国社会需要“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有所趋赴”[10]71。新民学会于1921年1月1日开会讨论“主义”问题，毛泽东极力主张要“规定研究的对象，宜提出几种主义(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定期逐一加以研究”，并认为这“较之随便泛泛看书，有益得多”。开会的会员中，亦有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专门研究“主义”的主张。如有会员认为，“社会主义、哲学、文学、政治、经济，皆有研究的必要”，因而也就“不赞成专研究主义”。毛泽东则强调，其他方面可以“让会友去自由研究”，而学会“所特要研究”的乃是“会友所共同注意且觉为现在急需的”，故而“主张单研究主义，如社会主义、实验主义等”，并“主张暂作半年预算，研究五六个主义”[4]588-589。新民学会的这次会议争论是非常激烈的，由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入新民学会的谢觉哉，目睹了学会这次关于“主义”的论争，同时也认为“主义”对于学会是极为重要的。谢觉哉在1921年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新民学会开会，关于主义争辩甚厉。余谓宇宙之大无所不容，进化之途且恒赖矛盾之主义互抗互厉。以狭义言，因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以广义言。无所谓是非也。但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4]608这次会议对于“主义”的激烈争论，正说明了“主义”对于维系新民学会的重要性。观于当时的进步社团，“主义”的争执乃是普遍性的问题。如在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1月的吴淞同济学校召开的筹备会议上，曾讨论学会是否应有“主义”与“信仰”问题，但到会者一致不赞成统一会员的主义和信仰，其表决的议案云：“思想宜极自由，主义亦不必一致，将来大家切实研究之后，有决定之必要时，再为讨论决定。”[4]288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少年中国学会在创建之初，社团的思想受主要发起人之一的王光祈左右。应该说，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所发生的关于“主义”的争论，在当时社团中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成为当时进步社团关于“主义”的论争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坚持“主义”比较成功的范例。这不能不归功于毛泽东对“主义”的坚定信念及对新民学会的正确引领。

　　第三，在“主义之争”中秉持“主义”的坚定信念。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对于“主义”有着浓烈的兴趣，主张在“主义”的问题上必须争持，葆有“底线”原则，不得含糊其词，同时又将“主义”视为人际交往关系的基本原则，从而把“主义”提升到人生的价值层面和信念、理想的高度。他在给彭璜的回信中称：“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10]81这可见，毛泽东不仅强调“主义”在“社会改造”中指导地位，而且把“主义”作为立身处世的信条。毛泽东坚定信仰“主义”，同时又努力践行“主义”，并以是否有“主义”的标准来观照问题，寻求“知心合一”的理想境界。据谢觉哉的日记记载，毛泽东此时的言谈中特别注意“主义”问题的考量，如在1921年10月22日的“师范同学会”的“常年大会”演讲中，毛泽东就说：“从前学校是没主义的，所标的主义又不正确，结果是盲撞瞎说，闹不出什么名堂。我们总要为有主义的进行。”[11]62毛泽东正是秉持“主义”的信念，并身体力行，因而在1920年春夏之间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也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0]57毛泽东在“主义”的践行中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对于提升其“革命话语”的价值性内涵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民众本位话语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社会变革离不开民众，社会革命更离不开民众力量，故而革命话语必须基于民众本位。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所构建的“革命话语”中，洋溢着他对于民众的科学认知和思想感情，内含着“民众本位”话语的价值追求，并体现了社会历史观的视域。实在地说，毛泽东对于“民众”是高度重视的，其名篇《民众的大联合》即以“民众”为主词，深刻地表征其民众本位的根本性理念。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所构建的“革命话语”中，民众本位的理念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民众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毛泽东基于阶级分析方法研究社会构成要素和社会力量的对比，并以此来看待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他指出，民众是社会中的基本势力，然而“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正因为“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人数既少”，所以就需要“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就需要“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从而也就造成了社会的“智愚的阶级”“强弱的阶级”的分野[9]339。毛泽东还以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为例，说明民众在社会政治体系中的主导性位置。他在1920年9月发表的《释疑》一文中，借鉴十月革命的经验来分析湖南的“自治”问题，认为所谓“政治”应该落实在下层社会民众身上，民众在社会上、政治上、法律上应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他指出：“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俄国的工人农人果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大战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10]66这里，毛泽东从十月革命看到世界范围内“政治易位”的新形势，从而凸显下层民众在社会生活中所应有的地位，这也使得他的“革命话语”中的“民众本位”理念有了俄国革命事实的有力支撑。

　　其二，民众是“社会改造”的主体性力量。毛泽东出身于民间社会，是社会底层精英的杰出代表，对于民众生活有着切身的体验。毛泽东在世界性革命浪潮中不仅研究十月革命，而且曾研究了德国革命，认为民众对于德国的社会生活有着根本性的作用，“德国工商业的大毁败，要重造起来，不得不仰赖出力的劳动者。以后政府所应做的大事，就是向劳动者多多的磕头”[9]353。毛泽东认为，就中国而言，要致力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也就需要依靠民众的力量，这就不能仅仅依靠少数人，因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所以，中国的社会改造，也得高度注重民众势力，“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4]153。这里，毛泽东提出的社会改造“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主张，就是要求“社会改造”必须坚决地依靠民众力量。由此来看，在毛泽东的思想认知和话语体系之中，民众也就是“社会改造”的根本性要素和主体性力量，这也使得他的“革命话语”具有民众本位的思想底蕴。

　　其三，“社会改造”必须实行民众的大联合。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有意识地阐发组织意识，大致是在五四运动的进程之中，并随着五四运动的进展而更为重视起来。但是，当时思想界的所谓“联合”，并非都很鲜明地指向社会下层的“民众”。与此不同的是，毛泽东早在1919年7月就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文章，主张通过“大联合”的办法形成“社会改造”的组织力量，并将这种“大联合”聚焦于“民众的大联合”，旗帜鲜明地表达“民众大联合”的旨趣。关于“联合”的重要性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毛泽东指出：“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9]338毛泽东还进一步认为，“大联合”是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是各种运动取得胜利的方法，“凡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或真妄为断。”[9]338毛泽东所讲的“大联合”着眼于社会下层民众，如“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等，即如“工人的联合”细而言之又有“铁路工人的联合”“矿工工人的联合”“电报司员的联系”“电话司员的联合”“造船业工人的联合”“航业工人的联合”“五金业工人的联合”“纺织业工人的联合”“电车夫的联合”“建筑工人的联合”等等[9]377。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影响很大，以至于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罗家伦，后来在阐发“社会组织的增加”这个“五四以来绝大的成绩”时说，只要参看毛泽东的这篇《民众的大联合》文章，就会对于组织的重要性及如何发展组织这个问题更加“明白”了[12]。

　　其四，动员民众进行“社会改造”需要具有阶级的感情。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彰显出“同类”的意识，就是所谓的“联合”是“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9]374。作为“农夫”，则“和我们种田的同类”；作为“工人”，则“和我们做工人的同类”。譬如，联合“农夫”，那就要关注和维护“我们种田人的利益”，具体的关注“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不仅要关注这些具体问题，而且还要“时时去解答”这些问题[9]373-374。毛泽东讲的与民众的“同类”，实际上就是说的与民众的阶级感情问题，借以求得同情和理解下层民众，并与民众的社会生活的实际更加贴近。毛泽东对民众的认识提高后，他在思想感情上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并在革命实践中自觉地和群众打成一片。对于思想感情上这样的巨大变化，他后来意味深长地叙述道：“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13]851-852不难看出，毛泽东“革命话语”中民众本位理念具有情感性的思想内容，这应该说乃是其阶级意识的升华及其显著表征。

　　毛泽东的“革命话语”中的民众本位理念，既有毛泽东出生于民间而与民众有着天然的感情，又有五四时期“劳工神圣”思潮的重要影响和从十月革命中民众力量彰显所得到的深刻启示，但从根本上说源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关于群众问题的基本看法。毛泽东在1920年春夏之交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使他由来已久的“民众本位”理念升华为“民众史观”，从而成为“革命话语”体系中的基本要件。当然，毛泽东的“民众本位”理念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众观与中国社会改造研究相结合的产物，有一个不断衍化、不断提升的过程。这之中，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尤其是对于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极为重要的方面。如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明确说：“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9]389这就是说，辛亥革命的重大缺点正是没有民众力量的大联合，亦即辛亥革命既缺乏广泛性的群众基础，又缺乏对于群众的有效组织工作。毛泽东民众本位理念乃是其“革命话语”中的柱石，其后又成为中国革命的“革命动力”思想的核心理念。

　　(三)阶级斗争话语

　　“革命话语”从“行动”意义上说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政党领导，故而“阶级斗争”在“革命话语”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毛泽东的“革命话语”形成于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语境之中，有着极为复杂的逻辑架构及丰富多彩的思想内涵。这里，只揭示其主要的方面：

　　第一，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念是以民众本位理念为基础的。毛泽东构建的“革命话语”中的阶级观点，体现在对于民众在“社会改造”中作用的认识上。换言之，毛泽东的阶级观念，乃是基于民众本位理念的。毛泽东深信民众的力量是最强大的，要联合和组织民众，不要害怕官僚、军阀、资本家这些有产阶级，要与他们进行“阶级”斗争，获得吃饭等基本的权利。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9]292这里，毛泽东提出“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主张，就是强调民众的阶级力量及“民众”所应有的阶级认同和阶级自信。

　　第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念汲取了十月革命的经验。毛泽东尤为重视研究十月革命，并从中得到有益借鉴与启示。毛泽东在1920年12月致新民学会留法会员的信中，一方面概述了蔡和森主张“俄国式的方法”及萧子升、李和笙等“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又提出自己的具体看法，认为萧子升及李和笙“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的意见在“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毛泽东在信中指出：“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4]57-58毛泽东的态度非常鲜明，中国的“社会改造”必须采用俄国式的阶级斗争手段，这是社会变革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且“诸路皆走不通”、没有“更好的方法”情况下而不得不作出的抉择。

　　第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念乃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毛泽东“革命话语”中的阶级斗争观念，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思想认识的必然产物，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能够初步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从学理上分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产生的物质根源及在社会关系中所显示出的阶级对立及阶级斗争。他认为，剥削阶级“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由于“从前的教育，是贵族和资本家的专利”，故而平民“绝没有机会受得”，于是产生出“智愚阶级”的分别；而贵族和资本家因为控制教育而有了知识，便想出了“资本集中”办法，将土地、房屋、机器设备收归自己所有，称之为“不动的财产”，将金钱称为“动的财产”收入银行，与之相反，真正的劳动者只获得很少的“零星给与”，这样就形成了“贫富的阶级”；贵族和资本家为了保卫自己的财富，设立“军营练兵”，掌握武装，而平民百姓“不敢做声”，于是就形成了“强弱阶级”[9]329-330。于是，千百年来受教育的权利、动产和不动产的拥有以及凭借武力，正是剥削阶级用于维护自己剥削地位的和物质基础。毛泽东正是以阶级的观念剖析社会，不仅看到了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而且从贵族和资本家拥有的“物”特权的分析，找到了阶级剥削存在的深层社会原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社会历史的基本思路。

　　第四，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念与其政治实践活动及新民学会成员间思想上交流互动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就是一位力行其所知、践行其所信的实践家，并善于对政治现象进行深刻的理论思索，这自然也包括阶级斗争在内。新民学会在1921年1月的会议上，就“社会改造”问题进行讨论。何叔衡在发言中表示自己“主张过激主义”，强调激进的革命手段，认为“一次的扰乱，抵得上二十年的教育”。接着，毛泽东发言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但这种主义，恐怕永世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4]592继之，新民学会的会员皆发言，普遍地“赞成俄国办法”，强调“社会要改造，故非革命不可”，“主张波尔塞维克主义”，“第一步激烈革命，第二步劳农专政”。最后，与会会员就“社会改造”的方法进行表决，其最终表决结果是：“赞成波尔失委克主义者十二人，……赞成德谟克拉西者二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一人，……未决定者三人。[4]594”可见，新民学会成员绝大多数主张“劳农主义”和“阶级专政”，采用“革命的手段”，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显然，新民学会关于“社会改造”的办法，已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可以说，毛泽东有着坚韧的革命意志、强烈的社会革命意识和阶级斗争的理念，以及独特的个人魅力和极强的团体组织能力，故而能够以阶级斗争理念统一新民学会中各成员的思想并使之处于“革命话语”体系之下，从而使得新民学会成为当时全国众多社团的进步典范。还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与蔡和森之间关于“阶级斗争”的讨论，进一步坚定了毛泽东开展阶级斗争、“走俄国人的路”的决心。蔡和森在留学法国过程中主张社会主义，既是源自对十月革命经验的汲取，同时也是为了适应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事业的需要。他在1920年8月给毛泽东的来信中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故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国会政府)，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4]28蔡和森这里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不是时人言说中的那种笼统的社会主义，而专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并认为这种“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其根本原理的。对于唯物史观，蔡和森介绍道：“马克斯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人是一个物质。人是一个消费(吃、穿、住)才能活动的动物。故人的理想云为乃是吃了饱了之后的物质的化分(或派生)。我以这种直捷简单的理由肯定唯物观，否定唯理观。唯理观弊病到了化境(助长有产阶级)，唯物观才由马克斯寻找出来。这真是思想史上一桩大喜事!”[4]32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致信留法新民学会会员，对于蔡和森主张的“中国革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见“表示深切的赞同”[3]158。可以说，毛泽东与蔡和森之间的思想交流与观念互动，进一步强化了在社会改造问题上阶级斗争的理念、“根本解决”的信念和走革命道路的认知。

　　第五，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念亦源于对政治变迁史的相关考察。毛泽东在接受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就开始运用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学说考察政治史，将政治变革视为阶级斗争的实践，其考察范围亦远远超出俄国。1919年7月，毛泽东得悉“狠文明狠富足”的美国有八个城市同时发生炸弹“暴举”，并且炸弹爆炸往往发生在官员住宅，他非常兴奋。在他看来，如此富裕文明的美国，民众的生存生活条件自然不会太差，然而阶级斗争的力量却如此之巨、影响却如此之大。他在《炸弹暴举》一文中写道：“‘阶级战争’业已发生，必待国际劳动界完全胜利，始能停止。”由此，毛泽东预计劳动界将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而官僚阶级要想继续生活在世界上，“除非大大的将脑子洗洗，将高帽子除下，将大礼服收起，和你们国里的平民，一起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9]320。毛泽东认为，“阶级”战争的怒火一旦引燃，必定烧光有产阶级的一切，直到民众取得完全的胜利；最终，高高在上的剥削者必须低下高贵的头颅，和民众一样平等。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不仅记录了俄国的民众大联合而与“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最终取得“社会改革”胜利的结局，而且记录了法国的民众大联合与“王党的联合相抗”而取得“政治改革”胜利的事实，并认为其他国家如匈牙利、奥地利、德国等社会改革的胜利、民众的最终胜利也是可以“想得到的”[9]329。这里，毛泽东列举了当时欧洲多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革命的事例，认为民众阶级和王党、贵族、资本家阶级构成了阶级斗争的两个对立面，阶级斗争的结局是民众的胜利。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对政治史所做出的正确分析，对于中国的“社会改造”显然也有着取鉴的急切期待。毛泽东考察阶级斗争问题，不仅有着世界性的视域，而且立足于现实的中国社会变革。在1920年11月，毛泽东在给旅居法国的向警予的回信中，认为湖南的自治运动“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10]71。毛泽东以阶级及阶级斗争学说而对于政治变迁史的考察，增益了其“革命话语”中阶级斗争的基本事实，这对于他观照中国的“社会改造”并提出行动方案亦有重要的意义。

　　阶级斗争观点是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构建的“革命话语”中的核心观念，同时也是毛泽东转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考察历史的基本观点。他后来回忆自己在1920年看过的三本书：《阶级斗争》(考茨基)、《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和《社会主义史》(英国人著)，学到了“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5]378-379可以说，“阶级斗争”观念赋予了毛泽东的“革命话语”的政治行动的意义内涵，成为毛泽东从事新民主主义政治实践活动的行动准则，并有力地推动了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向着激进化、革命化方向发展。概而言之，阶级斗争观念在毛泽东的“革命话语”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政党领导话语

　　毛泽东的“革命话语”中的政党领导理念产生于五四时期“社会改造”的大语境之中，不仅因应着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由“个人解放”到“社会改造”的思想转换逻辑，而且符合现代政治演变的要求。其原因就在于，所谓的现代政治皆是政党领导下的政治，而现代的“社会改造”及政治变革也离不开政党的领导作用，这是现代政治运行得以区别于传统政治演进的显著特色之一。考察毛泽东的“革命话语”中的政党领导理念，不仅要注意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政党行为对毛泽东的影响，而且要关注毛泽东对欧洲各国政党活动的认知，同时也需要就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员中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讨论及其在中国创建共产党的行动。

　　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形成的“革命话语”，有着政党领导的重要内容，这首先得益于俄国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活动的深刻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仅给积极探索救亡图存的中国知识分子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还送来了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包括新型的领导群体的范式，包括组建什么政党、依靠什么力量、采用什么道路和方式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和平安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和士兵取得胜利，这显然给中国人树立了榜样，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方案。在十月革命发生后第6天，湖南的《大公报》就刊登了这个重要的消息，怀揣改造社会理想而又正在长沙的毛泽东，或许也获悉了这个惊天的消息。后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指出，十月革命所指明的革命道路对于欧洲和亚洲皆有重要的意义，由此“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而在中国则“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9]390。应该说，十月革命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多层面的，而建立共产党组织也应该是其中最主要的方面之一。1920年9月5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起》一文，认为布尔什维克领导极其有力量，是十月革命胜利的主要原因。他指出，俄国革命所以能成功，就在于“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10]64。1920年12月，毛泽东在致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更明确地指出：“我觉得俄国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14]59这里，毛泽东看到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及其成功的原因，尤其认识到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巨大力量，这实际上也揭示出中国“社会改造”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采取革命的手段而走“以俄为师”的道路。

　　毛泽东鉴于对十月革命的认知，进一步关注世界变革中政党的活动，认识到共产党在世界性的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强大力量。1919年7月14日，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研究过激党》一文，倡议新民学会会员研究过激党问题。他从当时报纸等有限的媒体新闻中，了解到“阿富汗侵印度，俄过激党为之主谋”“高丽的‘呼声革命’正盛时，亦有过激党参与之说”，认为所谓的“过激党”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切不可闭着眼睛”来说什么“洪水猛兽”“抵制”“拒绝”等“空话”，并热切地期待“过激党”将来能够遍布“全国”[9]310。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发表的《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一文，亦显现出他对政党活动的高度关注。该文用较大的篇幅叙述了当时英美德法等各种政党，特别是“广义党”(即代表多数人的政党)，并认为“这时候最可注意的，是德国政党的态度”[9]344。毛泽东对于当时欧洲政党行动特别是“过激党”的关注，对他探索政党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应该说有着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在“社会改造”中所建构的“革命话语”，其所内含的政党领导理念在与蔡和森的通信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毛泽东业已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地位和作用，这之后他积极考虑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借以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蔡和森在1920年9月致毛泽东的信中，认为“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必须在中国建立“强有力的组织”，并阐明了建立共产党的具体步骤，指出：“我认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组织的步骤：(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4]71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明确指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16]4此时，毛泽东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目标更为明确了。事实上，在1920年夏秋间，毛泽东即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谈论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并在陈独秀的指导之下创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这说明，毛泽东在“社会改造”中所形成的“革命话语”，其所内含中的政党领导的理念业已从观念形态转化为具体的建党行动。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之中，“社会改造”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得以进行并取得成功，与“主义”“民众”“阶级斗争”“政党”等无法脱离关系。而从其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展开的历程来看，“主义”乃是价值观层面的信仰，是思想上葆有革命方向、行动上开展革命的理论指导，同时亦是革命队伍的政治坚定、思想统一、组织纯洁的根本信条；“民众”本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的根本，同时也是唯物史观基本要义，在其后的中国革命被概括为“革命的基本动力”，并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阶级斗争源自唯物史观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具体运用，乃是社会变革的激烈方式、实现社会质变的显著表征，因而是社会进行“革命”的基本手段，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亦不例外；“政党领导”乃是现代政治变迁的基本形式，政党也成为引领政治变革的主导性的力量，通过政党活动借以获得政权也就成为政治活动的目标。毛泽东所构建的“革命话语”在五四时期发其端序，源自五四时期“个人改造”(亦即“个人解放”)经由五四运动而向“社会改造”的转变，导引着中国的“社会改造”向“根本解决”方向发展。概括一句话，毛泽东所构建的“革命话语”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源头或起点。

　　三、从“改造”到“革命”的逻辑进路

　　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思潮中建构“革命话语”，顺应了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呈现出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逻辑进路。具体言之，有以下几个要素：

　　其一，十月革命的影响。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所构建的“革命话语”，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形成起来的。后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7]1471俄国十月革命所表征的“主义”“群众”“阶级斗争”“政党”的元素，深刻地影响着早年毛泽东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视域。毛泽东正是基于“十月革命”与中国社会变革的结合之中，衍化出以“政治革命”为显著表征的“革命话语”体系。故而，在考察毛泽东“革命话语”成因时，必须看到十月革命所构成的重大影响。

　　其二，唯物史观的指导。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所形成的“革命话语”，其理论内核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诚如毛泽东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所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6]4。理论上说，毛泽东视域中的所谓的“民众”“阶级斗争”等等，皆是源自唯物史观的基本要义。因而，“革命话语”也是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社会变迁的思想成果，并体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理论逻辑。

　　其三，时代需要的把握。毛泽东乃是善于把握时代方位和历史节点的伟大人物，其在五四时期所构建的“革命话语”亦表征出他对于五四时代的深刻把握。“五四”乃是一个特殊而又变动的时代，承继着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演变逻辑，并以“五四”为节点表现出由早期新文化运动的“个人解放”进至“社会改造”的衍化趋向。毛泽东不仅置身于五四时期的社会变革和思想潮流之中，而且积极主动地因应时代的需要，并在时代需要中致力于推进由“改造”至“革命”的转向及“革命话语”的发展。

　　其四，社会实践的体悟。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所构建的“革命话语”，乃是其政治实践活动的提升而形成的思想结晶。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的社会变革中，不仅注重理论上的思考，同时亦十分重视社会实践活动，承继着湖湘文化“知行合一”的良好学风。他在五四时期创建文化书社、组织新民学会，领导湖南的“驱张运动”，积极参与湖南的“自治运动”等等，并在这些文化的、政治的活动中获得了深刻的体悟，即渐进的、改良的办法至多只能算是“社会改造”的“权宜之计”，故而就社会改造所提出的“革命话语”亦呈现其实践逻辑的意蕴。

　　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语境中所构建的“革命话语”，呈现出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逻辑进路，并内含着“主义”信仰话语、民众本位话语、阶级斗争话语、政党领导话语等重要部分，成就了以“革命”为显著特征的思想体系，不仅在思想根源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且因为结合中国的“社会改造”实际而对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着重要的价值，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实在地说，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语境中构建“革命话语”有着突出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而这种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只有在不断的阐发中才能不断地彰显出来。

　　*收稿日期：2019-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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