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术话语体系是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于中国话语体系的理论与实践要求，探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现实背景、理论基础以及实现路径问题十分必要。一方面，国际话语体系不对称的历史传统、西方话语体系中“东方主义”的表达倾向以及当代中国实践对西方理论的范式突破迫切要求构建起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也为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奠定理论基础。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既要根植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又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发展，才能真正做到内容、方法、范式上的创新。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归根结底是要摆脱哲学社会科学上的“学徒状态”，实现“自我主张”，从学术自觉走向学术自信。

　　关 键 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构建

　　作者简介：吴海江，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复旦大学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包炜杰，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学术话语体系是一定的学术理论体系和学科知识体系表达的形式，是学术话语权确立的内在前提和基础。中国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话语体系的构建。当今世界“西强东弱”的国际话语格局是近代以来东西方综合国力较量下的衍生结果，以及在此基础上造成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的延续。中国崛起作为21世纪最具世界意义的历史现象正在突破既有的西方理论范式，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是时代赋予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

　　一、国际话语体系中“东方主义”叙事的局限

　　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这一命题首先需要置于国际话语体系的宏观视野中加以考察。工业革命以前，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数次帝国扩张、宗教传播与冲突、有限的商品贸易密切相关。总体来说，东西方社会在16世纪以前是在各自相对封闭、孤立的环境中发展的。然而，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机器的隆隆轰鸣、“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和世界市场的开拓，资本主义在实现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按照它的发展逻辑重新安排了世界体系：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①的同时，“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②。不对称的国际话语体系便是“从属”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扩张与世界市场的形成，被殖民地在经济上成为生产原料的来源和商品输出的对象，在文化上则不得不接受殖民“奴役”和“矮化”；西方列强凭借其经济优势，逐渐建立了一套政治霸权、文化霸权乃至话语霸权体系。20世纪，伴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在殖民话语体系之外又多了法西斯阵营同反法西斯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的话语对抗。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较长时期的发展，而现实世界两极对峙则大大地加深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对抗程度。直到20世纪末，东欧、苏联相继发生政治动荡、国家剧变，至此，西方话语几乎占据世界霸权地位。

　　当今时代，综合国力是话语体系建构和话语霸权的基础。“一超多强”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的总体格局，这一世界体系的安排当然是以经济体系为基石的。尤其在金融领域，虽然“臭名昭著”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但是这种以美元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制度安排深深影响了国际话语的格局，在“多极化”的趋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依然牢牢掌握着全球金融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构成其话语霸权的根基。今天，尽管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迅猛崛起，国际格局中的物质性力量结构已大大改变。但总的来看，国际话语体系并没有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而发生根本性改变，“不对称”仍是工业革命以来国际话语体系最显著的特征。

　　国际话语体系“不对称”的一大理论表现即为“东方主义”。“东方主义”原指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文化等学科的总称，又称“东方学”。而其本质性的含义则是西方将东方“他者化”，从自我认知的角度出发解释、建构对象。东方主义背后隐含的是一套西方话语体系，其实质是一套话语霸权。作为“东方主义”概念的奠基人及其批判者，爱德华·W.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讲道：“东方不仅与欧洲相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明和语言之源，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③萨义德在更深刻的权力关系层次上对这个“他者”的形象与“西方”的内涵进行了限定性说明：“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之所以说东方是被‘东方化’了，不仅因为它是被19世纪的欧洲大众以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方式下意识地认定为‘东方的’，而且因为它可以被制作成——也就是说，被驯化为——‘东方的’。”④在萨义德看来，“东方主义”背后映射的是自我文化中心主义，其文本中则具体表现为以二元关系对立为前提的“欧洲中心主义”，在这样的话语逻辑下，必然会出现话语弱势的“他者”。之于中国，在不对称的国际话语体系中，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西方世界完成了从唱衰中国的“中国崩溃论”到弥漫恐惧情绪的“中国威胁论”的论调转变，这背后反映的恰恰是西方话语主导下对异己文化的误读和排斥，这就迫使我们必须构建起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

　　为什么“东方主义”会盛行?究其原因，一方面，基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其现代性文化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市场开拓、殖民扩张而展开的，这些都是以西方社会为主导的，也是西方文化之所以拥有话语权力的根源所在；另一方面，“文化霸权的形成还依赖于东方在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心态上的‘主动权’”⑤，传统文化式微和退场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一现象。面对西方话语的“倾轧”，我们不能简单地进行道德谴责或者价值评判，也无法完全通过政策宣示来消除其影响。归根到底，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表达，还原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形象，实现自我文化的准确描述和表达——这正是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初衷。

　　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目的不仅是要在国际话语权上争取主动，同时也是在理论上更加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时至今日，西方世界不少观点仍然按照“东方主义”的逻辑，建构中国形象，否定中国发展。然而，中国近40年的发展突破了西方理论的解释范式，既有的西方理论已无法有效解释中国现代化实践的丰富内涵，这是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面临的另一现实背景。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⑥必须承认，除了西方理论的范式失效之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理论的匮乏也是造成这种困局的重要原因，“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⑦中国学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理论表达和理论传播的压力和需求，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任重道远。

　　我国在长期实践中，逐渐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目标就是实现有效且有力的“言说”，这种“言说”要求实践与理论的有机统一。比如，在“中国实践”的层面上，我国选择了经济体制改革优先的发展序列，这与西方社会要求中国进行所谓的“自由化”“民主化”的主流声音似乎并不“兼容”；在“中国理论”的层面上，近代以来各种西方现代化思潮传入中国，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理论融合“中、西、马”资源，既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总而言之，既有的西方理论无法有效解释中国发展，甚至为解释中国发展制造障碍，因此，积极构建基于中国发展实践基础的学术话语体系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任务。

　　二、基于汇通的“中、西、马”三大理论资源

　　国际和国内环境、理论与现实发展都对学术话语体系提出要求，那么，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何以可能呢?我们认为，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必须基于汇通的“中、西、马”三大理论资源，必须牢牢把握学术话语体系的理论创新、理论传播、理论教育的使命，其具体的可行性主要包括：

　　其一，传统文化复兴是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础，传统文化的时代诠释是继承更是创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与西方现代性话语的生成一样，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同样是与历史变迁、经济社会发展同步的。而在“礼节”“荣辱”这类学术话语建构起来以前，中国度过了漫长的以自然关系为基础的原始社会和以工具关系为核心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在“独尊儒术”的儒家官方意识形态确立起来以前，法治、无为的思想都在古代中国的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一个现实命题就是：传统的“忠孝仁义礼智信”的学术话语体系如何伴随中国现代化历程实现转换和创新?从传统宗法社会到当代法治社会的历史变迁需要怎样的一套学术话语体系?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问题绕不开传统文化。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遵循三大逻辑，亦即中华文明的发展逻辑、现代文明的生成逻辑以及共产主义的运动逻辑。其中，中华文明的发展逻辑是基础性的，因为中华文明具有空间和时间上的连续性。中国几千年以来的语言文化传统积淀，是构建当代学术话语体系的价值基底。然而，近现代学科的设立以及知识体系、概念、范式的界定多是源于西方，这样的话语生态实难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需要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特色首先是它的民族特色，以作为传统文化传承载体的语言为例，“语言作为一种表达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符号是相对稳定的，具有无法割断的历史连续性。古代的思想理论所以能够传承下来，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语言的这种连续性。”⑧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从古老文明到现代文明，语言及其背后不同时代的文化内涵和积淀贯穿其中。因此，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必然无法割裂这种语言连续性、思想连续性和历史连续性，相反，要更好地从独有的文化准备中汲取养分。

　　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不仅仅要在概念、范式、方法上解构西方的话语体系，更要以传统文化为核心建构传统话语的时代表达体系。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在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倾向后，自觉将这些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价值、规范作比较，摒弃西方话语中概念性的晦涩难懂的冗杂解释，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话语表达，这才是学术话语构建以及话语创新的要义所在。季羡林先生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书中说道：“东方文化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对人一生要解决的三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这三个问题是：(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二)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三)人自身内部情感的冲突与平衡。”⑨我们看到，这些问题也恰恰是西方学术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些却全都是中国的话语，如果只用中国传统的话语解释中国的学术生态，这仅仅是继承。唯有用经过世代诠释的中国传统文化来关照中国现实发展，才能更好地构建当代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

　　其二，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要破除西方话语陷阱，也要注重对西方话语的“二次利用”。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诠释作为价值基底来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用中国的语言、价值、规范来解释中国的发展，用中国的发展来支撑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主体性和自主性。然而，对待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在破除其中的话语陷阱之后，也需要持有包容性的态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重视对西方话语的再利用。

　　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强调中国特色，不是要全盘拒绝西方话语，而是要吸收西方现代学术话语的合理成分。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它在世界文明进程中为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深刻的主题和研究范式。需要正视的是，这种学术话语体系在当下国际学界仍是主流，但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经济主导型文明类型并非通往现代文明的唯一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西方文明的有效回应，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符合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势必要在批判吸收西方文明的基础上面下工夫做文章。

　　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需要在理解西方话语的基础之上，以中国现实发展为现实支撑，以西方话语范式作理论剖析，寻找共同语言，扩大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这也是求同存异的要义所在。

　　其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科学中的地位至关重要，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上个世纪，形形色色的建国方案传入近代中国，最终，历史选择了经过苏俄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肩负推动思想解放和引导社会发展的重大使命；在思想文化层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切中的是“中国实践”和“中国理论”，马克思主义恰恰是中国实践的指导思想，日益融入中国人对日常生活和生存状态的自我理解中，从理论特征(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想(即实现共产主义)、理论品质(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政治立场(即致力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几个方面整体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对于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总体框架具有关键意义。

　　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需要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汇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实践探索、总结经验，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所要着重诠释的首要问题。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其最广义的层面上，立足于转型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出现的理论问题，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样才能推动话语建构和创新。同时，正如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作教条主义式的复兴一样，也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作教条主义式的复归，必须从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必须解释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新实践新思维。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知行合一”，应用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统一，就是要求实现学术话语建构与社会现实发展相统一。

　　三、立足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和当下改革发展实践

　　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必须注重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认清国际话语格局，实现从“他者”到“主体”的叙事角度切换；二是应当更加具有包容性和创新性，立足中国现实国情，更好地掌握“解读中国实践”和“构建中国理论”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

　　一是立足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首先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如果没有“根”，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真正构建学术话语体系也无从谈起。因此，讲清楚历史进程中的起因、经过、结果，继承并扬弃传统，有利于构建当代学术话语体系。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立足于前述近代历史实践。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也由此被动地进入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抗御外侮、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一方面是西学东渐，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复兴，由此各种现代化思想在中国传播和扩展：“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等等，尽管这些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尝试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但这些现代化思想流派却推动了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叙事需要解释好传统性和现代性。从传统走向现代，西方和东方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西方的语境中，“现代”指的是从公元1500年左右至今的历史时期，与之相对应的“现代性”则作为这一时期以来，和西方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民主化、俗世化进程互为表里，西方现代性是与工业革命关联在一起的。在中国的语境中，近代中国的历史实践推动社会发展，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又推动中国现代性的生长。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需要立足于历史性实践，因此，它的创新与中国现代性的书写密切相关。我国当代史学家姜义华先生在他的著作《现代性：中国重撰》中对中国现代性书写与重撰分析做了六个维度的区分，充分强调了要在传统性与现代性、西方和东方这几对关系中实现继承与创新。他指出，中国的现代性既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延伸和承接，又是对其反抗与叛逆；其次，中国现代性既是对中国传统性的否定和断裂，又是承续和贯通。因此，构建学术中国话语体系，需要更加审慎地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关系，使其更好地成为中国现代性话语。

　　二是立足于当代的中国改革与发展实践。中国学界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主体，现代化实践经验为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提供宝贵资源。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现实发展超出了西方话语原有的理论解释范畴，中国崛起成为21世纪最富历史意义的世界现象。一个人口占全球近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它的崛起与转型势必深刻影响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从改革开放；它对发展中国家的示范效应；它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意义。如何用学术话语阐释好中国现代化实践以及取得的成就至关重要，一场“无声的较量”正在悄然发生——东西方关于转型中国的话语和解释的较量，中国也正是在这种与自身现实发展不对称的国际话语舞台上寻求自己的言说方式。转型中国在国际话语舞台上面临着直接的现实的尴尬。中国的话语劣势主要表现在：“话语议题由西方设定，话语规则由西方制定，话语进程由西方主导，话语内容由西方提供，话语真伪由西方裁判，分析范式由西方创造。”⑩因此，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成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尤其是学术话语体系的现实命题。一方面，转型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为话语体系建构奠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自身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国际话语环境不对称又给构建话语体系增加了难度。讲好中国故事、写好中国文章是新时代对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必然要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道路探索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可以被概括成“中国道路”，但是这四个字的理论补充不能寄希望于西方学者。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再到“中国模式”，从“历史终结论”到“中国崩溃论”，历史告诉我们，出于国家利益考量的意识形态斗争并没有随着上世纪90年代的“冷战”格局的结束而消亡，相反，它仍在以话语体系不对称的方式潜滋暗长。因此，新的历史起点要求我们，用中国的语言、价值、规范来解释中国的发展，用中国的发展来支撑中国话语体系，这是一体共生的两个方面。这个“体”就是中国，是具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古老中国，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中国。

　　四、从“学徒状态”的“自觉”到“自我主张”的“自信”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还有赖于对中国学术的自我认知。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已经完成了认知过程的第一阶段，即“自觉”，自觉摆脱“学徒状态”。“自觉”强调的是主体意识，具体表现在广大理论工作者自觉地将中国话语体系兴衰与个人学术研究紧密结合，自觉将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与新时代、新实践紧密结合。之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学徒状态”所折射出来的正是基于历史性实践对于自身价值的认知转化，亦即从自信到不自信，采用外部反思的方式，甚至具有否定自我传统的倾向。自近代晚清到民国，中国人逐渐失去自信，开始“睁眼看世界”，西学东渐，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到建国初期学习苏联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都对国内发展造成冲击。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体系之中，然而，国内思潮纷纭激荡，中国一度沦为西方话语体系的跑马场，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试验场。这正是实现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所要摆脱的状态。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正在第二阶段努力——自信，自信地发出“自我主张”(11)。“自信”突出历史积淀与效能期望，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就是在把握话语创新形式和内容上的可能性的基础上有底气地从道路、理论、制度层面诠释中国故事。这种“自信”的“自我主张”不是无根无源的，它一定是根植于中国历史性实践的。不能简单地为了辩驳西方话语而辩驳，为了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而构建，它一定是立足于自身发展实际的需要。在国际的舞台上，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正是“自我主张”的要义。

　　正如同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创新不单单表现在思想文化的拥有层面，更表现在其“在现代世界文明对话中的表达能力”(12)。不对称的国际话语体系以及“东方主义”的表达倾向，五千年丰富悠久的历史积淀与文明传承，以及现实中国的发展故事，这些都是既要求自觉，更要求自信；既要求摆脱“学徒状态”，又要做到“自我主张”。从自觉地摆脱“学徒状态”到自信地“自我主张”的认知转换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在理念上，确立话语构建的主体性原则。所谓主体性原则就是要突出主体意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经验、中国价值。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只有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主体意识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术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学术话语体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学术话语体系。强调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主体性、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理论，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主体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解决好主体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

　　其次，在导向上，强调危机意识与问题意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及其话语方式受到新的挑战”(13)，面对西方强势话语，不强调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性，不强调自觉创新学术话语是没有出路的，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话语逻辑的主导地位更是错误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14)面对马克思主义在某些领域被边缘化的情况，必须予以坚决反对。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不是目的，解决现实中如何破解国际话语不对称、如何诠释中国道路等这些实际问题才是真正目的。

　　第三，在内容上，积极寻求话语供给与话语需求的平衡点。国际上有人认为，时下中国理论界、政策研究界的有效知识供给不足，没有能力解释中国经验问题，更不能指导中国实践，这一说法值得我们深思。总的来看，传统文化、西方理论、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下中国实践都是话语供给的来源，创新发展理论、引领社会思潮、讲好中国故事都是话语需求的表现，只有根植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只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发展，从“学徒状态”到“自我主张”，构建好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才能使两者达到平衡，最终实现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在继承与创新、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的“统一”。

　　最后，在实践上，破除三个“教条主义”。基于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坚实基础，既要自觉地把握已有的资源，更要让这种“自我主张”有根、有底、不偏倚。因此，一是要破除对中国传统文化作教条主义式的复兴。尊重传统、传承文明是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传统文化需要与当下主流文化结合；二是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作教条主义式的复归。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超出了西方理论的解释范畴，也一定程度上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预设的社会环境，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现代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三是破除对西方话语作教条主义式的崇拜。西方话语是基于其自身发展逻辑的理论反映，既有其合理性，也存在一定“话语陷阱”，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要注重学习，更强调“自我主张”。

　　注 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277页。

　　③④[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8页。

　　⑤陈瑛：《“东方主义”与“西方”话语权力——对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反思》，《求是学刊》2003年第4期。

　　⑥⑦(1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⑧⑩韩喜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红旗文稿》2014年第22期。

　　⑨季羡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2页。

　　(11)吴晓明：《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学术月刊》2012年第7期。

　　(12)万俊人：《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诠释中国现代性》，《人民日报》2012年9月3日。

　　(13)苑秀丽、余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第五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青年论坛”综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