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但学界在文本学的研究上比较薄弱，缺乏对其经典化过程的语境考辨，长期存在一些误读误解的多义性问题。本文以《论十大关系》形成过程中的三个历史文本为主要依据，梳理了《论十大关系》的文本形成与演变及其经典化的历史过程。

　　关 键 词：《论十大关系》/反冒进/“大跃进”/毛泽东著作经典化

　　作者简介：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山之作，被称为“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①，是反映毛泽东经济建设思想的一部经典著作。关于《论十大关系》的研究，长期是一门显学，研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但望文生义的附会解读较多，历史学的实证研究很少，在文本学意义上的基础研究尤为薄弱。从原始文本的形成演变到经典文本的分析解读，都长期存在着很多问题②。本文拟利用多种文献史料，系统考察《论十大关系》的文本形成、演变及其经典化的历史过程，并试图通过不同时代的语境分析，探讨在其经典化过程中的其他影响因子，以期对《论十大关系》的实证研究有所铺垫。

　　历史地看，《论十大关系》生成时所处的历史语境是非常复杂的。在毛泽东系统听取国务院35个部委汇报的同时，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二十大召开。各部委汇报的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建设中的许多问题与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具有相互参照的对比性，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两条线索。

　　然而，中苏两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政策选择，客观上存在着发生阶段上的时空落差。斯大林模式是国际共运的社会主义经典模式，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也被认为是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赶超捷径。然而，斯大林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实际上是国家统制经济的军事工业体制，重工业挤压农业、轻工业，生产脱离人民的生活需求，存在严重弊端。苏联长期实行斯大林工业化模式，积累下许多问题，对其弊害有切肤之痛。斯大林逝世后，苏共新领导集团检讨斯大林时代的执政路线问题，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可谓势在必行。苏共政策路线的改变，集中体现在苏共二十大制定的政策路线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脱胎于斯大林模式，最简洁的表达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著名口号。当苏共开始检讨斯大林体制的弊害时，中国还在继续按照斯大林模式进行国家建设，并基本完成了城乡社会主义改造，正在筹谋如何加快推进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而苏共二十大揭露的斯大林问题和加强农业的新经济发展计划，给中共高层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启示。最大的启示就是破除了对“老大哥”的迷信，不再对苏联经验亦步亦趋地“克隆”了。在前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后者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出台，可谓既“以苏为鉴”又“以苏为师”。

　　但无论“为鉴”还是“为师”，核心点都是如何认识斯大林体制和苏联工业化模式。然而正是在这方面，中苏两党的认识有很大落差。对于苏联所经受的斯大林体制的弊害，中国人还没有切身体会。毛泽东的“以苏为鉴”，是在苏共检讨斯大林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试图以中共熟悉的群众运动的赶超方式，来推动国家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并因“大跃进”的失败而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破裂。这段从“以苏为鉴”到“以苏为敌”的历史翻转之变，起始点就是《论十大关系》。这是研究《论十大关系》的“问题意识”所在。中苏两党分道扬镳的最初起点应该设在哪里?苏共二十大与《论十大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点，就是应如何理解毛泽东“以苏为鉴”的赶超思想。

　　“以苏为鉴”是《论十大关系》形成、演变及其经典化过程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这里既有对斯大林体制基本原则的坚持，又有中国经验的创造性发挥，内容重点前后不一，是一个在实践中行走的动态概念。

　　“以苏为鉴”概念的最初提出是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路线的积极反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共二十大首先鸣响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号角，揭露了斯大林体制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在对外关系上，提出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方针；在经济上，通过了第六个五年计划，提出大力加强农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强调要反对个人崇拜，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这些来自苏共的新思考，与毛泽东在听取各部委汇报中了解到的中国在借鉴苏联模式中的一些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些负面后果，内外交织，构成了毛泽东“以苏为鉴”思考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两条线索。这是“十大关系”酝酿成形的特定历史条件。

　　在毛泽东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系统听取35个部委汇报的一个多月时间中，并非就是他说的“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他还参加了不少重要活动，如参观在瀛台举办的工业展，以获得对现代工业的感性认识；接见外宾和外国兄弟党领导人谈话；研究苏共中央非斯大林化的政治动向；等等。在听取汇报后期即综合部门汇报时，中共高层得到了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研究中共如何表态的问题。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思路形成与苏共二十大路线的交互影响，主要是这个时间段内的事情。

　　中共高层虽然对苏共的非斯大林化动向早有察觉，已经了解到苏共二十大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新动向，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露出的种种问题，还是让中共领导人感到震惊。毛泽东评论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捅了娄子”，基调是非常正面的，主要是对策略方法的微词。毛泽东说，“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要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③。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修改多遍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即“一论”)，表明了中共支持苏共二十大的基本态度。一是对斯大林给予了“三七开”的策略性评价，以缓和非斯大林化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冲击。二是赞同苏共二十大的对外和平共处、对内发展民主、提高人民生活的路线方针。只是在“和平过渡”的问题上，因为事关列宁主义暴力革命原则，毛泽东表示了保留意见④。同时，中共也提出避免斯大林错误的“以苏为鉴”问题，认为中共一向实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能够抵制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个人崇拜。中共过去破除教条主义的迷信，实现了中国革命的成功，现在仍然是必要的。这是毛泽东“以苏为鉴”最初思考的起点，主导了《论十大关系》的形成思路。

　　在毛泽东听取汇报的一个多月中，从3月13日到4月11日的十几次汇报都没有留下记录。这段时间，他的主要精力是关注苏共二十大。从4月18日起，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代表国家计委所做的“二五”计划汇报时，开始对经济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归纳。4月19日，毛泽东提出要搞好三个关系，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4月20日，他在听取汇报时又增加到五个关系，即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沿海与内地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经济与国防的关系。4月24日，毛泽东又归纳出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经济与国防、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少数民族与汉族等六大关系。他说：斯大林在第四条上犯错误，东欧国家在第一条上犯错误。4月25日，毛泽东在前述六条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又补充了四条政治关系即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和国际关系，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做了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⑤

　　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的酝酿形成，从开始归纳到正式提出，从三条、五条、六条扩大到十条，从经济关系扩展到政治关系，满打满算不到一个星期。这个过程是比较仓促和个人化的。毛泽东在会议上做“十大关系”的报告，同样也带有随机性特点。会议原定议题是农业合作社问题。毛泽东抛开原定议题，径自讲起了经济建设的“十大关系”问题，会议转为讨论毛泽东的十大关系报告。

　　毛泽东4月25日做“十大关系”报告，因事先没有与闻，中共中央办公厅没有安排录音和速记，事后中办根据几位与会者笔记整理出一份记录稿。但毛泽东对记录稿很不满意。⑥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以《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总题目，再次做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5月2日的“十大关系”报告又有新的修改补充，增添了这几天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的一些新内容，如生物学家胡先骕与苏联李森科学派争论的问题、地方分权的问题、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问题。在与会者发言后，毛泽东又着重讲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调整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鼓励广开言路。这次的“十大关系”报告，中办做了完整记录，是以后《论十大关系》整理修改的基础稿本。

　　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的过程，表面看是有些随机性，但实际上对应的是苏共二十大的改革路线，反映了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最初思考。特别是最后增添的四大政治关系，显然是吸取了斯大林破坏民主法制的教训提出来的。苏共二十大揭露出的问题，激发了毛泽东“弯道超车”的赶超意识。他在听汇报时，批评“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的观点是奴隶主义，认为中共内有“群众路线”的传统，外有反教条主义的经验，完全可以避免出现苏共的错误。他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主题，是包括了中苏两方的：对苏共是纠正错误的问题⑦，对中共则是破除迷信的问题。毛泽东在1958年5月讲：“我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能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⑧但对于用“十大关系”的思想来指导中国经济建设，毛泽东还是抱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态度，直到提出两年后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还说：《论十大关系》究竟对不对?至少还要看五年⑨。

　　毛泽东4月25日第一次讲“十大关系”的原始讲话稿，是研究《论十大关系》思想起源的关键性史料，但迄今没有公开。从其仓促草成的过程和内部讲话的特点来看，这个讲话是比较随意的，有即兴发挥的特点，不太讲求前后的逻辑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还在研究思考中的过程性特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材料中，有篇题目为《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的选文。这篇会议发言的材料，内容比较凌乱，前后次序不清，文字相当简略，但讲话主题明确，语言风格一致，估计是来自某位与会者的现场笔记记录。通过这篇材料，我们可对毛泽东原始讲话的基本风格和内容梗要做一管窥⑩。

　　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原始讲话文本“束之高阁”的情况下，比较贴近原讲话内容的应是其他领导人即时的传达学习报告。参加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的共110多人，除了中共人士外，还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毛泽东“十大关系”报告大受与会者欢迎。会后，有人问毛泽东，能否传达。毛泽东答道：可以传达。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可以传达。周恩来行动最快，在国务院率先做了传达。

　　5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报告，以《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总题目，结合政府工作讲解了“十个问题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并据此做出了相应的工作部署。之后，他又在国务院和公检法系统进行了几次传达。

　　周恩来5月3日的传达报告，全面阐释了毛泽东“十大关系”的政策内容。在讲工农业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与矛盾时，周恩来指出，旧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在“一五”计划期间，“我们的建设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等”。一般地说，这个方针是执行得比较好的，但还需要农业有很大的增长，才能适合人民的需要首先是生活上的需要。苏联对农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使农业发展不大。东欧国家对轻工业、农业的发展也有忽视，“这一点，我们应引以为训，应很早注意”。根据目前世界局势，世界战争“有推迟而且避免的可能”。因此，我们“不应忽视准备，但也不要过分地受杜勒斯的恐吓，造成被动”，而应该很好地利用沿海的便利条件，发展工业，积累资金，增长人才，提高技术。(11)周恩来还讲了要保障个人利益、给地方放权、反对大汉族主义、民主党派长期共存、无产阶级专政也有阴暗面等问题。这些观点显然来自苏共二十大改革路线的启发。关于“以苏为鉴”的精神，周恩来表述为：“苏联经验有些很好的应该继续学习，但是不能统统照抄。”他认为，“十大关系”的提出，“也正是我们三十年革命经验和六七年建设与改造的经验的总结，也是有鉴于苏联共产党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而取得的经验教训”。(12)

　　周恩来的传达报告，结合政府各项工作的部署，把“十大关系”的内容更加具体化了。披露了许多内部情况，如镇压反革命和肃反的方针以及杀、关、管的数字等。周恩来说：这十个方针，现在还是初步意见，允许大家讨论，还不搞文件。要求在地方传达到县，中央部门传达到司局。用两个月时间和各种问题联系起来，好好研究一下。(13)5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周恩来的传达报告记录稿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这是最早下发的《论十大关系》传达文本。

　　关于《论十大关系》与苏共二十大路线的政策相关性，最有发言权的还是苏联方面。1956年8月22日，苏联驻中国代办利哈乔夫向苏共中央报告了毛泽东“十大关系”的政策内容，并与苏共二十大的政策方针进行了比对。这是研究《论十大关系》的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14)。

　　利哈乔夫的报告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原初报告的内容信息，披露了许多不公开的保密数字和人名，不仅具有史料价值的原始性，而且结合《论十大关系》分析了中国政府许多新的政策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以外部世界的眼光对“十大关系”进行政策评估的，许多观点别有见地，为研究《论十大关系》的经典化提供了一个国际视野的参照系。其评估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毛泽东“十大关系”的政治定位，二是对“十大关系”进行的逐条分析。

　　第一，关于“十大关系”的政治定位。

　　利哈乔夫报告把“十大关系”称为“十项原则(方针)”，来源是“根据同个别中国同志的谈话记录和其他非正式材料整理的”。报告认为，“这十项方针是目前条件下中国党和政府活动的基本方针”，出台的政策背景是要巩固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由于改造是在极短的时间里以跃进的形式完成的，改造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共中央预计的速度，现在急需巩固这些成绩”。这十项方针“是当今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面临的基本任务的清单”。报告认为“十大关系”与苏共二十大路线是一致的。“从十项方针的内容可以看出，其中最重要的几项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加强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进一步发展民主的问题方面”。

　　第二，关于对“十大关系”的逐条分析和解读。

　　(1)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问题。利哈乔夫报告认为，毛泽东加强轻工业的指示已开始贯彻执行，五年计划规定的重、轻工业投资比例已由8∶1改为7∶1。但报告又指出这一变化首先是出自政治原因而非经济原因。中国不仅轻工业落后，重工业更落后。报告比较了中国与苏联在同一时期的重工业投资占比(占工业总投资的比重)，中国“一五”计划的重工业投资比重，要高于苏联“一五”计划。中国为88.8％，苏联为85.9％。中国“二五”计划的重工业投资占比是87.5％，也比苏联同期要高。

　　(2)关于充分利用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能力的问题。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发展新工业区的同时“也应最大限度地利用沿海地区的工业和文化中心”的指示，利哈乔夫报告评论说：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及时的。在中国“一五”计划的前三年里，沿海工业发展速度滞后。报告还说，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一是注意到沿海地区集中了中国70％的工业，二是注意到原子弹带来的战争形态的变化。毛泽东的讲话引用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发言说：“在现在条件，后方也容易遭受打击，现在原子弹可以扔到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报告还说：现在中国已限制沿海地区的企业迁往内地。

　　(3)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问题。利哈乔夫报告认为，国家预算给国防拨款依然很高，“二五”计划要给经济建设更多资金。按照1956年预算，国防开支已由1955年占整个预算的22.15％降为19.98％(15)，国防拨款1956年比1955年下降5.2％。报告还披露说：军方已有裁减兵员和减少武器进口的打算。

　　(4)关于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利哈乔夫报告说，毛泽东批评了只注意国家和社会利益而忽视工人、农民个人利益的情况，要求“农民和工人的个人收入每年都应不断提高”。报告披露了民众实际生活水平还是非常低的。在1954年和1955年，出现了拖欠工人和职员工资的情况。政府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整顿劳动工资制度。报告还说，毛泽东这一方针的提出，显然考虑到其他兄弟国家在改善劳动群众物质状况的事业中所出现的过失和缺陷，并本着这种精神采取措施予以克服。

　　(5)关于扩大地方机关权力的问题。利哈乔夫报告说，毛泽东指出权力应集中在中央机关，但同时应充分而广泛地调动各省机关的积极性，不应该什么问题都由中央解决。这一原则也适用于省和县的关系，要给地方机关更多的权力。报告同时说，实现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现在只是正在做准备工作，最近将提出具体措施。

　　(6)关于少数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工作的问题。利哈乔夫报告对毛泽东“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指示评论说，到目前为止，中共在民族政策上还有严重的错误，一些地区存在大汉族主义，尤其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上。中央政府对民族政策的错误进行了尖锐批评，曾派出七个民族政策检查组到各地检查，大幅度增加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拨款。

　　(7)关于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利哈乔夫报告说，毛泽东在论证这一原则时，强调指出了民主党派的“反对派”意义，能够了解“许多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事实和现象”。现在贯彻这样的政策不会给中共造成现实影响，因为各民主党派本身的总人数到1956年5月底才近4.5万至5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多党共存的方针有明显的政治作用。

　　(8)关于镇压反革命的问题。利哈乔夫报告说，毛泽东指示减轻对犯罪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镇压，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下是完全正当的。

　　(9)关于开展批评的原则问题(即《论十大关系》的第九个关系“是非关系”)。利哈乔夫报告指出，毛泽东批评了对上级唯唯诺诺、不能正确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现象。最近几个月中国的批评得到了较大发展，首先表现在各县、市、省党委为中共八大做准备所召开的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尖锐地批评领导工作的缺点。在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们一反过去的传统，对国家机关的缺点提出了严厉批评。中共不久前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为进一步开展批评创造了良好氛围。报告还指出了不足，即来自下面的批评通常都局限在小事和次要问题上，存在着压制群众批评的现象。

　　(10)关于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利哈乔夫报告说，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毛泽东关于利用苏联经验的指示。毛泽东说，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同志们缺少批评的态度。毛泽东强调，中国应该向所有人学习，其中包括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学习人家的好东西。1956年，中国派往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增多。报告特别指出，在最近半年里，在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讲话里出现一种倾向，就是号召以批判的态度利用苏联的成果，经常提出要反对机械地把苏联的经验搬到中国，忽视中国的具体条件和国情特点。毛泽东告诫党内同志，不要骄傲，也不要妄自菲薄。

　　总的来看，利哈乔夫报告对毛泽东“十大关系”的政策评估，有些主观臆断的地方，如对毛泽东急于求成的赶超心态估计不足，但整体把握比较准确，政策理解比较到位，也有相当积极的评价，由此可以看到“十大关系”与苏共二十大路线有很大的相关性，反映了中共在社会主义改革大潮初起时的蓬勃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