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45年，斯大林通过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确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对华政策。他选择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结盟，以实现苏联在华的一系列现实利益。1949年初，以米高扬秘密访华为标志，斯大林将对华关系的主要对象由国民政府转向中共，开启了同中共结盟的进程。二战后初期，苏联与中共在中国东北层面的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战略性关系，是斯大林1949年初重新思考对华政策的基础与起点，使他更愿将中共视为苏联在华利益的新支点与合作伙伴，迅速完成了对华政策的调整。

　　关 键 词：斯大林/中国东北/对华政策/结盟/米高扬

　　作者简介：郝江东，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周边国家研究院博士后。

 

　　通过1945年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确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苏联对华政策。他选择了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结盟，以获得苏联在华的一系列现实利益。此后，中国问题在莫斯科外交决策议程中的紧要性大幅度下降。至1947年底1948年年初，随着中国东北局势日益明朗，莫斯科重新关注中国问题。1948年底至1949年年初，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前夕，斯大林开始直接掌握对华政策的决策权。1949年2月，斯大林派遣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同中共高层就当时双方认为重要的历史、内政、外交等问题举行会谈并达成共识。以米高扬秘密访华为标志，苏联对华政策发生根本转轨，对华关系的对象由国民政府完全转向了中共，开启了同中共结盟的历史进程。

　　学术界曾长期关注这一问题，并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有学者强调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认为斯大林只是认准形势就同中共结盟了，是一种“被迫的联盟”，认为苏联是不需要互动的一方①。但中国革命胜利对苏联并非全是利好消息，它将彻底打破“蒋之下的和平”②，对美苏主导的远东雅尔塔体系及其间苏联的重大利益造成革命性的冲击。有学者认为，斯大林调整对华政策是冷战背景下苏联对外战略转变在远东地区的体现③。冷战固然已经在欧洲爆发，但并未立即向远东蔓延，斯大林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在远东挑起与美国的对抗。还有学者强调苏联与中共的历史与意识形态渊源，认为共同的信仰使双方结盟成为历史必然。④中共始终高举苏联旗帜，但双方历史的“恩恩怨怨”使中共到1949年初仍未完全获得斯大林的信任，此外，斯大林看待意识形态的态度也值得商榷。

　　本文认为，斯大林在1949年初迅速完成对华政策的调整，并非在中国革命胜利背景下作出的“无奈的选择”，也不是基于共同意识形态与历史渊源的必然选择，而是对一种成熟的对华关系格局的被动却便利的适应。这种格局源自苏联与中共在中国东北层面进行的密切互动，构成了斯大林重新思考对华政策的重要基础。1948年底至1949年初，斯大林开始直接掌握对华决策权，目的是在迅速变化的形势下实现对苏联在远东安全与利益的再保障。在此过程中，正是苏联同中共在东北层面形成的良性互动和战略性关系⑤，使斯大林更愿意将中共视为苏联在华利益的新支点与合作伙伴，而得以迅速完成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本文将充分利用新近解密的多方档案，探讨斯大林在1949年初调整对华政策的动力。

　　东北局势转变与斯大林重新“东转”

　　二战结束直到1948年底，苏联对华政策的整体框架是稳定的，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只有为数不多、时断时续的论述⑥。甚至在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并争取全国胜利的形势下，斯大林对中共传递出的密切双方关系的信号仍没有明确的态度。其根本原因在于，二战后远东雅尔塔体系是斯大林通过“大国协调”的传统外交与美国达成的均势体系，苏联既是构建者之一，也是最大受益者；中共在这一体系内并没有任何地位，其领导的革命运动也是以推翻该体系的基本支柱——“蒋之下的和平”——为根本目的⑦。除非苏联利益受到威胁，当时，斯大林没有关注中国问题的必要，更不会支持中共武装推翻国民政府。苏联国内严峻的社会政治形势与经济重建任务，也限制了莫斯科关注中国问题的精力与能力，⑧而美苏日益紧张的对峙态势及1947年冷战在欧洲的爆发，更使斯大林无暇东顾。

　　由于中国东北在苏联远东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斯大林对华政策虽然整体上消极冷漠，但对东北问题有“局部之策略”⑨。1945年8月后，苏军不仅给予进入东北发展的中共以“伟大之同情”⑩，还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持与物资援助(11)。1946年3月前后，苏军开始授意中共占领东北大城市(12)。苏军撤出东北后，有关这一地区局势的情报仍被不断提交给斯大林(13)。7月25日，联共(布)中央决议向中共提供5万美元援助(14)。1947年6月，斯大林收到了联共(布)中央转交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详细描述了中共在东北的部署，转达了中共东北局的援助请求(15)。根据这份电报，他于7月14日指示国防部用军用交通工具向“东北民主政府”提供糖、棉花、汽车、炸药、军用电缆、电台等物资(16)。其间，莫斯科还通过苏军控制下的旅大和朝鲜向东北革命根据地提供援助(17)。

　　1948年初，中共完全控制东北的前景日益明朗，推动了莫斯科相关部门对这一地区形势的关注。这些部门对中国内战局势尤其是东北形势进行了深入评估，并在提交的报告中提到了中共不断取得的军事胜利，使斯大林在1948年1月10日会见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代表时，承认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可能犯了错误(18)。但这并不代表斯大林相信中共党人已经具备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能力。4月2日，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向莫斯科发回报告，称国民党军在全国范围内尚未遭到毁灭性的打击(19)。根据这一时期收到的诸多报告，斯大林不难判断出，中共虽然正在不断取得军事胜利并逐步控制了中国东北，但在全国范围内仍未奠定根本动摇“蒋之下的和平”的基础。

　　一些报告还让斯大林意识到，美国军事干涉风险与日俱增。1948年1月23日联共(布)中央的报告以详细的例证，揭露了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奴化”中国的阴谋，称美帝国主义分子准备武装侵略中国。报告还指出，蒋介石已将赌注押在其“美国主子”的援助上，正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抹黑为受莫斯科鼓动的运动，目的是获得美国更多的援助。(20)1月7日，时任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在同张治中会谈时指出，美国已全面“侵入中国”(21)。同时期远东苏军的报告则指出，国民政府正遵照美英的“直接指示”，散布美国将进攻苏联的谎言，称已经感受到了威胁(22)。1948年1月远东边防军总局的报告强调，国民政府正在驻华美军协助下，在东北反共反苏，而美国则加紧在远东的部署以进攻苏联(23)。

　　为降低美国军事干涉的风险，确保苏联在华利益，1948年春，莫斯科有意释放出调停信号(24)。据蒋介石描述，罗申一面“再三试探调解共匪问题”，一面“在外散布谣言，谓俄国正从中调解国共问题”(25)。王世杰的记载是，“近日，苏联使馆人员每每暗示，中国政府应与中共妥协以求统一。彼等并暗示，愿促中共妥协”(26)。2月22日，合众社报道，“据最可靠方面消息：苏联顷以间接但能到达南京官方的方式，提出一种建议，认为可作调停中国内战的基础”，建议的要点是：一是“中共须控制政府”；二是国民党在政府中占少数党地位，但“不受压制”；三是中共完全负责中国军队的改编。报道称，蒋介石已指派高级官员同意恢复和谈。这篇报道一经发表，即遭到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坚决否认。(27)

　　笔者尚未看到这一时期直接涉及苏联调停的档案，但似可断定苏联是确有调停意向的。早在1947年9月，宋子文曾派私人代表接触苏联驻华大使馆，表达了重启国共谈判的愿望，希望苏联方面提出建议，并将这一计划传达给中共中央。宋子文还告诉苏联代表，蒋介石不仅“了解并赞许”这一计划，还将会为此作出政治让步。对此，苏联驻华大使馆一面声称，“苏联权威人士们认为宋子文的计划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民主团结，但并不希望破坏中苏条约，不能承担起在中国党派之间的调停义务”，表示不会向中共传达这一消息；另一面却立即派“苏联权威人士”将此事转告毛泽东，并建议“不应拒绝同宋子文的代表谈判”。(28)

　　1948年春，国民政府决策者已“无人能信苏方有此善意”，他们一面指责苏联违反1945年中苏条约，援助中共以及侵占东北等，另一面努力争取美国援助(29)。王世杰认为，苏联有意调停的目的是“离间中美关系”，(30)建议蒋介石“决不可与之商谈”。蒋介石认同了这一看法(31)。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努力争取美国援助。2月7日，王世杰向司徒雷登表达了这一愿望，(32)驻美大使顾维钧也被要求“竭尽全力”争取援助(33)。国民政府还为此向美国派出技术代表团(34)。

　　美国人也将调停视为苏联“抵消美国在国民党中国的影响力”的信号(35)。但他们认为，国民政府即将垮台或降格为“地方性政权”，最坏的情形是倒向苏联，(36)因此“似乎对中国政府本身所处的困境已毫无同情”，并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情形与处理中共的政策不满，拒绝扩大援助(37)。2月20日，马歇尔发表声明称，美政府既不能“担负整个中国经济之责任”，也不应“担负中国政府行政经费及军事之直接责任”(38)。他强调，美国在“应付欧洲与远东共产党‘挑战’”时，将采取不同的方法(39)。经过长时间的争论，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总数为4.63亿元的援华法案(其中3.38亿元为经济援助，1.25亿元为军事援助)(40)。

　　4月2日当天，新任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发回的报告中作出了国民政府未遭毁灭性打击与美国将继续援蒋的判断，称“亲美反苏”的国民政府正试图将内战的失败归咎于苏联，美国政府则试图挽救国民政府的统治，以“挫败和消灭民主力量”，将中国变为“反苏的军事基地”。基于这份报告，莫斯科指示罗申：一是声明对华友好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将评估国民政府在军事、经济等领域的现状与政策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二是关注美国对华援助、经济渗透、将中国变作反苏基地等问题，以及美蒋联合起来限制苏联在华利益的情况；三是重视同民主人士的会晤并保持谨慎。报告还指示罗申认真研究提出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以及要求归还旅大地区的个人或团体，并向莫斯科详细汇报。(41)

　　4月20日，斯大林就毛泽东1947年11月与1948年3月发来的两封关于中共未来政权问题的电报作出答复(42)。他首先解释了迟迟未复电的原因，即“我们研究了一些对作出回答所必需的资料”，称“现在，研究完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对上述两封信作出回复”。他表示“不能同意”毛泽东1947年11月电报中关于未来政权形式的论述，称中国的民主党派“还将长期存在”，“需要团结他们”。斯大林称，中国革命胜利后出现的新政权有可能“是一个民族民主革命政权，而非共产主义政权”，指出毛泽东关于南斯拉夫的认识是不对的，称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之外，还吸收了其他许多党派进入统一战线”。(43)

　　在接到斯大林电报的4月22日(44)当天，毛泽东即派周恩来、任弼时往访驻延安的联共(布)中央联络员捷列宾，要后者向斯大林转达他在5月初访苏的愿望，请捷列宾以“个人名义”向斯大林询问对这一问题的指示(45)。毛泽东访苏的目的，除了深入了解一系列建国问题，还有向斯大林当面汇报中国革命形势，避免使他受到其他涉华情报误导的用意。

　　4月25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利宁还以个人名义建议高岗立即成立全解放区的政府，保证苏联以及其他民主国家对这一政府进行外交承认并提供援助(46)。高岗将这一情况电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于4月26日亲自致电斯大林，表示认同斯大林在4月20日的电报中表达的观点，称已经决定提前赴莫斯科访问，准备就政治、经济、政府及政党等重要问题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们的建议，并计划在苏进行实地考察。他还表达了到东欧、东南欧民主国家访问数月的愿望，以研究上述国家的党政等各项工作(47)。4月29日，斯大林复电，同意毛泽东提前访苏的计划(48)。

　　斯大林同意访苏请求的电报增强了毛泽东组建政权的信念。3月15日，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还表示不打算在1948年组建新政权，认为时机尚不成熟(49)。但收到斯大林、高岗的电报后，毛泽东立即要求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将“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列为即将举行的中央会议议题，并要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邀请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1948年秋在哈尔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4月30日，中央书记处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在次日给沈钧儒、李济深的信中提出，目前“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50)

　　需要指出的是，一是毛泽东此时可能未认真考虑出访苏联之事，尤其没有考虑过，作为中共最高统帅的他，如何能够在国共内战如此紧要的关头离开指挥岗位长达数月之久。二是依据此后毛泽东坚持在攻占南京后组建新政权来推断，他此时关于组建新政权“时机亦已成熟”的判断显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三是斯大林与马利宁此时设想的新政权，并非全国性的政权。此时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国革命能够取得全国胜利，也不愿看到“蒋之下的和平”被打破，其出发点只是在东北局势重大转变的历史关头确保苏联的现实利益。更重要的是，虽然此时中共与苏联领导人都有密切双方关系的愿望，但这一问题对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是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随着苏南冲突与柏林危机的爆发，斯大林再次谢绝毛泽东访苏，(51)毛泽东的视线也转回到国内战争。

　　由苏南冲突与柏林危机引发的内外交困极大地占用了斯大林的精力。一方面，苏南关系趋于恶化。5月4日，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向南斯拉夫发去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责南共领导人错误地坚持了反苏立场(52)。此后，忙于处理南共问题的斯大林，很可能无力同时处理复杂的对华政策问题。另一方面，柏林危机爆发。针对苏联发动的柏林封锁，4月30日，马歇尔公开宣布将留在柏林，称不惜以武力对抗武力。具有阵营对抗性质的柏林危机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了斯大林的精力与意愿。

　　就在5月10日发出谢绝毛泽东访苏电报的当天，联共(布)中央指示苏联驻华大使馆：处理对华事务应非常谨慎；对敏感问题要强调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面对恶意攻击应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并在媒体上发表声明等；对待民主党派应非常谨慎。这份指示要求苏联驻华大使馆系统研究中国局势与国民政府内外政策的变化，揭露美国直接参与国共内战以及与国民政府一起损害苏联在华以及远东其他地区的安全与利益的事实。指示还要求驻华苏联官员们不回避同西方国家驻华官员交往，但这些交往应限于“官方层面”，驻华官员们还要公开宣称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53)

　　中共在苏南冲突中站到了苏联一边。6月28日，共产党情报局会议谴责南共“走上了民族主义道路”(54)。随后，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完全同意”这一决议(55)。11月7日，刘少奇发表长文，系统批判了南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观”，强调“或者联合苏联，或者联合帝国主义，二者必居其一”(56)。毛泽东还在给共产党情报局的文章中表示，中共党的创立与发展都以苏联党为榜样(57)。他根据斯大林4月20日的电报指示全党，称新政权将是人民民主专政而非无产阶级专政(58)。他还要全党不再讲“毛泽东主义”与“马恩列斯毛”(59)。但这些举动并未完全打消斯大林的猜忌。直到1948年12月，斯大林仍向科瓦廖夫询问中共在苏南冲突中的立场。(60)

　　1948年11月，中共完全控制了东北，并即将取得全国的胜利。这引起了斯大林的关注。共产党情报局就中共在东北的胜利刊发了专门报道，称这一胜利意味着美帝国主义同“被恰当地称为美国务院军队的蒋介石军队一齐被击败了”(61)。然而，初掌对华政策的斯大林，既不了解中共，也不理解中共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首先关注的是维护满足苏联远东安全与利益的远东雅尔塔体系的稳定。他在1月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建议，在占领北平后立即组建新政权，称这样做可以加速国民政府的崩溃，打乱美蒋重建联合政府的阴谋(62)。如此一来，中国将出现中共新政权与国民政府并存的局面，不仅能部分确保“蒋之下的和平”及以此为支柱的远东雅尔塔体系的稳定，还能降低美国干涉的风险。

　　在中国革命战争即将迎来最终胜利的前夕，毛泽东显然不会再接受这种建议。他在收到斯大林电报后告诉捷列宾，应在占领包括南京、武汉、上海在内的一些大城市后组建新政权，届时国民政府已经被彻底击溃，整个中国只有中共的新政权，更方便苏联予以承认(63)。他在1月1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再次阐述了这一想法，强调“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事实上已经丧失主动权。他在这封电报中，再次表达了访苏的愿望，希望就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些问题获得指示，称此行已“刻不容缓”。(64)在革命即将胜利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希望斯大林能直接、真实地了解中国革命。

　　突破地方层面的中苏互动

　　1948年初，中国东北局势的变化推动了中共角色的转变，即开始由国民政府争夺东北的主要竞争者，转变为这一地区的实际控制者与苏联的主要交涉对象。在“冬季攻势”结束的3月15日当天，毛泽东致电斯大林，称中共“几乎在中国所有的战线上”打击了国民党军(65)。3月18日，东北局公开提出了“为完全解放东北而战”的口号(66)。在此前后，苏联媒体上出现了类似“国民党军队在满洲已面临完全被歼的危机”的声音(67)。莫斯科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东北形势出现这种转变的形势下，确保远东雅尔塔体系的稳定及其间苏联的利益。

　　根据米高扬1948年2月收到的一份报告，截至1948年年初，在苏联政府中没有任何专门研究中国东北问题的机构(68)。这反映出，虽然东北问题是斯大林谋划二战后苏联远东战略时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但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莫斯科决策层，关注点仅在宏大的战略层面，并不关注当地的具体情势。东北内战与国际冷战的相继爆发，更使莫斯科难以细致地维护位于这一地区的自身利益。随着东北战事渐渐“尘埃落定”，中共控制东北的局面日益明朗，莫斯科必须思考如何面对即将成为这一地区的直接交涉对象的中共。从此时起，苏联与中共在东北地方层面的互动及其间的战略性关系，渐渐超出了地方层面，开始引起莫斯科决策层的关注。

　　苏联驻东北机构开始以一种新眼光看待自己的互动对象。1948年2月一份报告称：(一)中共在战争中完全控制了铁路，如果这一局面不能及时得到改善，苏联不仅不会从中长铁路运营中获得任何好处，最终还将无法参与铁路管理工作，因此建议尽快解决苏联参与中长铁路管理的问题(69)。(二)苏联在战后尚未开始研究那些从中国东北获得的经济资料，建议在大连与哈尔滨组建经济处，以“搜集和汇总经济资料”，并出版“东北工作参考通报”；组建工作委员会，起草与中长铁路及东北苏联企业经营相关的决议；在“国外资金、产业和物资管理总局”内成立东方局，领导远东地区的苏联企业。(三)应在莫斯科和苏联远东高校中设置中朝问题的研究课程，并扩大莫斯科东方学院远东各系的规模，恢复海参崴的东方学研究所等(70)。此外，1948年5月斯大林作出向东北派遣苏联专家的决定，同这份报告也是分不开的。

　　随着东北战局接近尾声，东北局的中心任务开始由军事战争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71)。对长期“深耕”农村的中共党人来说，城市经济工作显然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7月，陈云在东北局会议上指出：东北工厂企业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只有政治厂长而无技术厂长……在技术上还是漆黑一片”(72)。王首道也强调：由于缺乏“组织性与计划性”和“资金器材与某些原料”，工厂企业无法正常运转(73)。为解决这些问题，东北局接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6月，东北局指示从军、政、后勤干部直到战士进行党的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的教育(74)；8月15日，东北局发布公告动员全体军民协助收集“民间保存，公私机关收藏，市场上流通的”铁路交通器材(75)；8月20日，东北局呼吁民众“保护国家财产，保护公共资产”，称城市、工业以及铁路等“对于革命战争是如此的成败攸关”(76)。

　　东北局同时也寻求苏联的援助。1948年起，《东北日报》陆续刊载苏联、东欧及东南欧人民民主国家经济发展的相关报道，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张闻天在就任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后，专门组织人员系统翻译苏联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经济发展的相关资料(77)。东北局还不断向苏联提出派专家到东北援建以及派人到苏联进修等要求(78)。5月17日，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向东北派出铁路专家组的决议，以“帮助落实有关恢复中长铁路运行以及抽调当地干部成立恢复运行组织的措施”(79)。该专家组包括50名铁路工人，50名教员与220名技术熟练工。加上在中长铁路的苏联职工，在哈尔滨的苏联专家已逾千人。(80)苏联还向东北地区援助了大量钢轨、木桩、金属构架等修复铁路必需的物资。

　　关于苏联提供援助的目的，据负责专家协调工作的科瓦廖夫回忆，1948年5月启程之前，斯大林曾告诉他，“我们当然要给新中国一切可能的帮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我们两国走上同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就能得到保证”(81)。对于长期担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而言，固然期待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也愿意为新中国提供援助，但这并不是他在1948年年中向中国东北提供援助的主要目的。一种解释是，根据斯拉特科夫斯基报告反映出苏联在东北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斯大林部分满足了东北局的要求，派出了铁路专家，目的是保障苏联在中长铁路乃至在整个东北的现实利益。中长铁路的运营不仅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对控制铁路南段联结的旅大地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一个侧面的印证是，斯大林在决定派出苏联专家的同时，谢绝了毛泽东的访苏请求。苏联副外长维辛斯基也否决了东北局关于派人到苏联学习技术经验的请求。(82)

　　派到中国东北的苏联专家组对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与东北解放区的巩固，客观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据当时负责翻译工作的李越然回忆，苏联专家抵达东北后，在铁路工程总局与铁道纵队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参加了发动辽沈战役的铁路修复工作(83)。12月16日，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称，苏联专家领导了东北地区最主要铁路线的修复工作，对辽沈战役的胜利产生了重大影响：“保障了人民解放军的迅速调动，首先是长春市重兵集结，然后是义县和锦州城下集结”，此后“又沿新恢复的铁路线调至新立屯——奉天和梅河口”。这有力地促进了中共在东北的最终胜利。(84)除了修复铁路系统，苏联专家还帮助组建了铁道部队，仅1948年夏天就培养出4600名各种类型的专家(85)。

　　随着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中共东北局向苏联提出的援助请求越来越多(86)。9月，陈云提出增派56名苏联专家协助拟订东北经济发展规划并希望获得苏联经济材料的请求(87)。9月8日，林彪致电斯大林，高度评价了苏联援助及专家的工作，同时也希望苏联再派至少100名专家，帮助研究经济问题以及协助主要工业部门制定恢复计划，加强中长铁路工业学院的工作，帮助扩充教师队伍等(88)。

　　10月5日，莫斯科决策层讨论了林彪9月8日的来电。次日，莫洛托夫致电斯大林，称莫斯科决策层成员一致认为，苏联政府不应再向中国东北派出大批专家，而只应向“同林彪协商一致的部门”派出10名专家。这些专家必须以“专家(Специалист)”而非“顾问(Советник)”的名义开展工作。他还建议由驻哈尔滨总领事委任一名“有丰富党政与经济经验的同志”，负责在华专家同林彪的联络工作。至于增派专家问题，他建议同即将访苏的毛泽东直接讨论。(89)

　　其间，驻东北的苏联机构紧随战线推移，恢复苏联在中国东北主要城市的势力。10月22日，长春解放，随中共部队一同入城的，有一个由苏联驻长春与哈尔滨总领馆人员、全苏粮食出口联合公司、远东银行、秋林公司、远东对外运输公司等机构的代表组成的14人委员会。该委员会进入长春后立即设立了一系列公司、商店、银行等，并沿中长铁路长春段开设了营业区。(90)10月30日，苏联武装力量部副部长赫鲁廖夫写信给莫洛托夫，建议核查旅大地区的日本不动产，拟订这一地区属于苏联公民的财产清单，以及日本攫取的那些原属苏联公民的财产清单(91)。苏联外交部门虽然认为赫鲁廖夫的建议无实质性意义，但同意核查这一地区原沙俄让予日本的资产，并据此要求日本归还这部分资产(92)。

　　东北全境解放后，中长铁路开始整顿运营(93)。11月6日，苏联交通部副部长马林科维奇应科瓦廖夫的请求，建议副外长佐林向中长铁路增派200名苏联职工(94)。11月19日，中长铁路苏方副理事长卡尔金中将在给第一远东司司长通金的电报中称，中共在控制东北后经营了整条铁路，苏联代表则尚未进入此前由国民党军控制的路段，无法监管那些“中苏共同拥有的中长铁路财产”。他指出，铁路南段集中了大批工矿企业、医院、学校等，较北段重要，建议依照双方在北段“相互关系的原则和经验”保障南段地区的财产不被瓜分或损坏，并请求尽快向东北派出至少500名铁路职工，以领导中苏共有的企业与工厂，“防止苏方份额遭受重大损失”，为铁路问题的最终解决奠定良好的基础。(95)

　　此外，中共在攻占东北大城市期间，开始遇到处理这些城市外国领事人员的问题，并同苏联地方机构进行了密切互动与合作。以1948年沈阳美国领事馆事件最为典型。虽然中共中央的整体策略是为未来新政权的外交“留有回旋余地”，但是东北局在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指示下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致使事态一度恶化(96)。这一事件充分体现出苏联对中共东北地方机构拥有的重大影响。

　　到1948年底，苏联与中共在东北的互动领域越来越广，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社会等各层面，互动程度越来越深，急需最高层的统筹。12月15日，联共(布)中央专门审议了中共问题(97)。次日，苏联部长会议就林彪、高岗在9、10月间分别提出的援助请求作出决议。根据决议内容可见：一是东北局对苏沟通机制是混乱的。东北局的请求有直接发给斯大林的，也有向中长铁路苏方代表茹拉夫列夫、驻哈尔滨总领事马利宁、驻沈阳代表雷斯科夫、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分别提出的，还有经科瓦廖夫转达给莫洛托夫的。二是莫斯科对东北局请求的处理机制是混乱的。收到上述请求的外贸部、交通部、外交部，以及联共(布)中央等机构经常缺乏必要沟通，亟须最高层统一处理(98)。三是由于缺乏经验，东北局的许多请求存在随意性，很多时候弄不清楚究竟需要什么专家(99)。11月27日，马利宁建议莫洛托夫派出高级专家展开调查，为决策层提供必要的信息(100)。12月27日，费德林建议葛罗米柯尽快恢复驻东北的领事馆，称局势的变化将促使中共就重大问题寻求苏联指示，而由于当地缺乏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莫斯科不能及时作出决策(101)。1949年1月5日，科瓦廖夫在将东北局请求转交斯大林时指出，这些请求缺乏现实依据，建议先派苏联专家具体核查(102)。

　　米高扬秘密访华与转轨的实现

　　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开始直接掌握对华政策。1949年1月上旬，莫洛托夫与维辛斯基对在中国的科瓦廖夫发出指示，称“从现在起，任何有关中国的事务都要直接与菲利波夫同志联系”(103)。1月5日，科瓦廖夫就已将东北局报告直接呈报给了斯大林(104)。斯大林在1949年初开始掌握对华政策时所面对的：一方是与苏联订有同盟条约的国民政府，维系着远东雅尔塔体系及其间苏联现实利益的合法性即将覆灭；另一方是高举苏联旗帜并强烈要求密切对苏关系的中共，即将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并必将对远东雅尔塔体系及其所表征的美苏在远东地区的势力均势带来革命性的冲击。对斯大林来说，最好的情形是在确保苏联在华利益的同时，降低中国革命对远东雅尔塔体系的冲击。

　　面对迅速变化的形势，斯大林处理对华事务的态度非常谨慎，主要原因：一是柏林危机的影响。柏林危机在1948年底1949年初达到顶峰。不断联合的西方彻底突破了苏联的封锁，使斯大林认清了苏联与西方的实力差距，不会贸然在远东挑起同美国的对抗。二是维护苏联远东安全与利益的考虑。中国革命的胜利必将推翻国民政府的统治，彻底打碎“蒋之下的和平”，对远东雅尔塔体系及其所维系的苏联在远东的安全与利益造成革命性冲击。加上1949年年初迅速变化的国际与中国局势，斯大林在重新关注中国问题之初，无疑更关注自身在远东那些得到体系确认的既得利益，而不会贸然支持自己尚不信任的共产党革命。

　　与此同时，美国军事干预的风险虽然不断降低，但政治干预的风险日益增长。美国虽然没有停止援助国民政府，但为维护自身利益，保持了“政策的灵活性”，等待有利时机(105)。在美国人看来，新中国将是一个“虚弱的盟友”或“无足轻重的敌人”，不可能被纳入苏联势力范围，也不可能在同西方隔绝的条件下发展经济(106)。1948年12月间，即有美国记者在香港释放出在新政权内“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的声音(107)。无独有偶，在处理沈阳美国领事馆事件中，中共中央试图为未来“整个外交方针及策略”保留空间(108)。11月底，中共公开宣称愿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外国建立平等友好的关系(109)。

　　苏联驻华领事机构的报告进一步加剧了莫斯科的担忧(110)。11月25日，驻哈尔滨总领事马利宁向莫洛托夫汇报，称由于缺乏中高级的专业干部与大型机械设备，中共仅靠自身力量无法“组织大规模的冶金、煤炭和机器工业的恢复工作”。他指出，亲美的民主党派将加入新政府，“将会利用提供专家、供给机械装备和建立各种股份实业公司等渠道”，遵照“他们‘主子’的指示”，首先在中国东北扩大美国的影响。(111)12月27日，苏联驻华大使馆的报告则直接指出，美国政府将停止援助国民政府，而“决心同共产党接触”(112)。在此前后，驻华大使罗申同英国、印度等外交官举行会谈时，也都表达出了对这一问题的关切(113)。

　　为排除美国政治干涉的可能，莫斯科一面断然否定那些关于苏联违反1945年中苏条约的指责，否认与中共有过任何关系；(114)另一面否认涉及苏联的任何调停声音(115)。然而，为了控制中国革命进程，斯大林在接到国民政府邀请后，却立即表达了要单独调停的意向(116)。他立即致电毛泽东，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苏联希望参加调停，但在“同意调停之前”希望了解中共“是否接受苏联充当调停人”；二是苏联不希望美国参加调停。他在擅自替中共草拟的给国民政府的答复案中指出，中共“主张同国民党谈判”以及“在没有任何外部调停的条件下，同国民党直接谈判”。他还推迟了毛泽东访苏的行程，理由是，担心被用来“损害中国共产党人的威信”或指责中共是“非自主的依附于莫斯科的力量”。(117)

　　考虑到中共中央此前一再表达出的反对调停的立场(118)，斯大林在1949年1月11日又补发了一封续电。他在这封电报中称国民政府不会在没有任何外部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参与下同意和谈(119)。或许为显示诚意，斯大林还将国民政府嘱咐“不宜公开”的调停文件发给了毛泽东(120)。1月12日，毛泽东针对此封电报作出回复。他在复电开首即代斯大林草拟了苏联对国民政府照会的文本：“苏联政府应这样答复……苏联政府本着不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认为参与中国内战双方之间调停是不可接受的。”他强调，战争形势已经明朗，不再需要“迂回的政治手段了”，但若按照斯大林的提议答复国民政府，就会给美英法造成“应当参与调停”的印象。(121)

　　在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高领袖的生涯中，斯大林绝少收到来自一个外国共产党人言辞如此强硬的电报。紧接着，捷列宾还汇报了于1月11日同毛泽东私下谈话的情形，称毛泽东强硬地表达了反对任何形式的调停与参加任何谈判的立场(122)。鉴于此，斯大林于1月14日再次致电毛泽东，称国民政府的“和平建议”与美国的“和平手腕”“显然会损害我们共同的事业”，但“必须应对”，他强调中共可以不接受苏联的建议，并表示，苏联将依中共的意愿答复国民政府(123)。收到这份电报时，毛泽东显然已经冷静下来，他只是回复了斯大林1月11日电报，称“非常高兴”双方在原则性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一致”(124)。斯大林次日复电称，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就此结束(125)。

　　毛泽东于1月14、15日接连发出两份指示，强调“战争必须打到底”(126)。他还在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加上一段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127)1月26日，林彪在欢迎民主人士大会上宣称，中共所要的“不是南北朝式的和平”(128)。

　　为作出与美英等国家步调一致的姿态，莫洛托夫还同国民政府方面虚与委蛇。1月14日，驻苏大使傅秉常向莫洛托夫表示希望苏方出面调停，称若苏联政府希望“个别地提供自己的善意帮助”，那么国民政府可以只考虑这一意见。莫洛托夫仅仅回应，苏联政府需要研究才能答复，并询问美、英、法三国的态度以及中共是否获得调停信息。傅秉常表示不知情，并再次希望苏联政府能在第一时间作出答复。(129)莫洛托夫显然在试探美英法对调停的立场。直到同中共达成谅解后，1月17日，苏联副外长维辛斯基召见傅秉常，向他转交了由莫洛托夫拟订的苏联关于调停问题的答复(130)。斯大林在答复文本上亲自批注，和谈必须通过“双方直接谈判的途径”(131)。至此，1949年1月间的调停风波基本落下帷幕(132)。

　　令斯大林感到意外的是，1月15日，美英法先于苏联表明了拒绝参与调停的立场(133)。他由此断定，这些国家事先获悉了苏联与中共都不愿调停的意向，并由此怀疑中共高层中出现了间谍。米高扬在秘密访问西柏坡时，曾就此向毛泽东提出质疑，称美国人正是通过中共高层中“一些多嘴多舌的人”获得了中共与苏联关于调停立场的情报，才放弃了调停。毛泽东没有断然否认这一质疑。(134)结合他曾于1月7日告诉捷列宾“甚至美国人也试图跟我们建立联系”(135)与1月14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几天前美国人已经试探过我们的态度”的表述，(136)不排除是毛泽东有意透露了关于苏联与中共拒绝调停的信息(137)。

　　中共中央对调停一事的激烈反应与这场风波的最终结果反映出，在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即将取得最终胜利的前夜，任何外部大国，包括美国和苏联这些曾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已不能再随心所欲地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了。中共领导人表达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与中国革命运动即将迎来最终胜利的事实，也促使斯大林不得不开始将中共作为独立与相对平等的政治力量。这是20年代以来斯大林首次如此对待一个外国共产党。1949年年初的调停风波“标志着苏联不再将国民政府作为处理对华关系的对手”(138)。

　　斯大林重新掌握对华政策并尝试凭借调停控制中国革命进程，首先体现了他对中共党与革命的不信任。他能在这种背景下迅速调整政策，既非出于共同意识形态与历史渊源的考虑，也非出于对苏联利益的理性思考与权衡。对斯大林的判断产生重要影响的，只有苏联与中共在中国东北的实质性互动。这一互动直接推动了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也成为他重新思考中国问题的基础与起点。需要注意到，苏联驻华大使馆1948年年底的报告已经指出，根据东北恢复与发展的经验，中国在经济上无需依附美国。(139)此外，科瓦廖夫在1949年1月5日建议斯大林拒绝东北局具有随意性的请求，但莫洛托夫次日就指示满足上述请求(140)。斯大林还在1月7日建议毛泽东在占领北平后立即组建政权(141)。以上事例一定程度地展现了互动对斯大林产生的重大影响。由此，斯大林在1949年年初迅速调整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一种已经成熟的对华关系格局的被动却便利的适应。

　　“调停风波”同时意味着斯大林控制中国革命进程没有成功，促使他开始认真关注与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从地区秩序层面重新审视苏联在远东利益的得失。1949年1月底，斯大林派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米高扬秘密访华，实现了两党最高领导人的直接沟通。访华期间，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就他们当时认为重要的几乎所有历史、内政、外交问题举行了会谈，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值得注意的是，米高扬在谈话中不仅扮演了斯大林的“耳朵”，更充当了斯大林的“嘴巴”。(142)他在离开莫斯科之前，不仅自己反复斟酌那些可能将谈到的问题，还就这些问题反复征求斯大林的看法。访华期间，他同斯大林保持了密切的电报联系。(143)因此，可将米高扬此次秘密访华视为苏联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一次直接对话。

　　米高扬秘密访华对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苏联方面体现为，斯大林极大地增加了对中共与中国革命的了解与信任；在中共方面体现为，毛泽东基本确认了同苏联结盟的方针，中共“一边倒”方针由此得以最终确立。米高扬秘密访华还反映出，斯大林已经开始从国家层面思考同中共的关系问题，将苏联对华关系的主要对象由国民政府完全转向了中共，以重新为中苏关系奠定基础，并开启了同中共结盟的进程。纵观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的演变，这一事件标志着二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的根本性转轨。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相较于此前在局部地区援助中共的策略，斯大林开始从国际层面思考对中共的政策问题，首次表达出对中共建立全国政权的支持。1948年至1949年年初，斯大林曾敦促中共在推翻国民政府之前组建政权。但米高扬在谈话中明确表示斯大林已转变立场，认为中共的最佳选择是在解放南京后组建新政权。(144)为谨慎起见，米高扬在会谈当日就此问题请示斯大林(145)。2月2日，斯大林复电确认建议中共不急于组建新政权，认为这一时间应由中共自己决定(146)。米高扬还就与中共建国相关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建议，承诺将在政治、经济等各领域援助新政权。

　　第二，斯大林首次明确表达了对中国革命经验的认同，确认中共领导的革命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中共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米高扬在双方首次会谈中，即高度评价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强调这一经验对亚洲革命具有的普遍意义。这是莫斯科首次明确表达对中国革命经验的认同。(147)米高扬还建议组建以中共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称联共(布)将与中共直接联系(148)。这一方面意味着斯大林对中共革命经验的认同，将中共视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另一方面也暗含着斯大林开始设计一种新的远东地区模式(149)。

　　第三，基于上述两点，斯大林开始考虑重建同盟的问题，重新为中苏关系奠定基础。米高扬明确承认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并决定废除。毛泽东则表达了同苏联签署“类似苏波条约的苏中互助条约”的愿望。(150)双方还就他们认为重要的几乎所有问题展开会谈并达成共识。

　　战后苏联与中共在中国东北的互动及其塑造的战略性关系，成为1948年底1949年初斯大林调整对华政策的基础与起点。在此过程中，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并不被信任，革命的最终胜利还将威胁到维系着苏联重大利益的远东雅尔塔体系的稳定。因此，斯大林曾尝试控制革命进程，但尝试失败后即调整政策，将对华关系对象由国民政府转向中共。斯大林调整对华政策并非“无奈的选择”，也不是基于共同意识形态与历史渊源的必然选择，而是对一种已经成熟的对华关系格局便利的适应。这一格局源自苏联与中共在东北层面的互动，促使斯大林更愿将中共视为在华利益的新支点。以1949年年初米高扬秘密访华为标志，斯大林将对华关系对象由国民政府转向了中共，开启了同中共的结盟进程。这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相较此前在局部地区援助中共的策略，斯大林首次明确表达了对中共建立全国政权的支持；二是斯大林首次明确表达了对中国革命运动经验的认同，确认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三是基于以上两点，斯大林开始考虑重建同盟的问题，重新为中苏关系奠定基础。

 

　　注 释：

　　①沈志华：《无奈的选择：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1944-1950)》，《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沈志华：《被迫的联盟：斯大林与中共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崔丕、[日]青山瑠妙主编：《多维视角下的亚洲冷战》，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第25-26页；[德]迪特·海因茨希著，张文武等译：《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

　　②牛军提出“蒋之下的和平”这一概念，含义是“蒋介石统治下的政治统一”。参见牛军：《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美苏国共关系》，《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③Geoffrey Roberts Stalin's Wars: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1939-1953,New Haven,CT,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Westad Odd Arne,Decisive Encounters:The Chinese Civil War,1946-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Donggil Kim,The Crucial Issues of the Early Cold War:Stalin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Cold War History,Vol.10,No.2,May 2010,pp.185-202;Зубов А.Б.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ХХ век:1939-2007 гг.Москва:Астрелъ:АСТ,2009 г.; [挪威]文安立著，陈之宏、陈兼译：《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金东吉：《苏美在远东的角逐与斯大林世界战略的调整——兼论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

　　④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刘建飞：《意识形态对新中国“一边倒”决策的作用》，《国际论坛》2000年第5期，43-48页；Lorenz M.Luthi,The Sino-Soviet Split: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William C.Kirby,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Dreams of a Socialist World Economy,The China Quarterly,No.188,December 2006,pp.870-890; Michael M.Sheng,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В.Г.Ополев,РольЧан Кайши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вопросы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Историческиенауки,2007 г,No4,cc.31-34; К.П.,Воення помощь СССР в освободителъной боръб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Москва:Вопниздат,1975; Лебовскuǔ А.М.CCCP，США и народ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в Китае,Моква:Наука,1979 г.

　　⑤这里的“战略性的关系”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关乎全局，影响中共同苏联关系整体及长远发展的含义；二是指一种军事性质的关系的含义。

　　⑥在笔者能接触到的国共两党的档案资料中，1945年8月至1948年年中关于斯大林分别同国共两方交涉的档案，寥寥无几。被提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的中国问题数量：1945年8月至1947年年底为15个；1948年为12个，1949年1月至2月有6个。参见Абuбеков Г.М.,Анберсон К.М., Л.А.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6)-вкп(6) Повестки днязаседаний 1919-1952 гг,Каталог,Том Ⅲ,1940-1952 гг,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1 г.另外，《真理报》关于中国问题的报道，在1948年间显著增多。1946年至1947年间，《真理报》上虽然也不乏同情中共、抨击国民政府的报道，但直到1948年，这些报道才体现出一种风格与内容上的系统性。参见《真理报》数据库(来源：UDB STFTISTICS数据库http://dlib.eastview.com/)。

　　⑦H.Bepm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осква：ВЕСЪ МИР издателъство,2001 г.,c.351.

　　⑧[苏]基姆主编，人民大学编译室等译：《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史(1917-1957)》，三联书店，1960年，第751页；В.В.Нuкулuн,А.А.Слезuн Послевоенный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6-1991 гг.).Тамбов Издателъство ТГТУ,2005 г.,с.1.

　　⑨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611页。

　　⑩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20页。

　　(11)据苏联官方统计，1946年至1950年间，为支援中国革命牺牲在中国的苏联军事专家共计936名。参见：Г.Ф.Крuвошеев(рук.авм.колл.)Россия и СССР ввойнах ХХ века: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Москва.:ОЛМА-ПРЕсс,2001г.,с.523.

　　(12)《彭真传》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21页。

　　(13)《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东北地区的内战局势》(1946年7月24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第159-160页。

　　(14)РГАСПи,ф.17,оп.162,д.38,п.201,л.82.周恩来于1946年10月16日签收了这笔援助。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48,п.119,л.114.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中心藏。

　　(15)《巴拉诺夫致斯大林函：转交四平战役部署的情报》(1947年6月12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194-195页。

　　(16)《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向东北民主政府供应工业品》(1947年7月14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200-204页。

　　(17)汪朝光：《战后中共与苏联在旅大关系研究》，《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4期；HQ，USAFIK，ISNK，Vol.1，130，PP.488-489.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中心藏。

　　(18)[南]米洛凡·吉拉斯著，司徒协译：《同斯大林的谈话》，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46页。

　　(19)《罗申致马立克报告：中国局势及政治指示》(1948年4月2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244-246页。

　　(20)《普霍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情报局会议后中国的政治局势》(1948年1月23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219-235页。

　　(21)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760页。

　　(22)《Из истории боевой и служебной деятелъностиКраснознаенных пограничнных войск Хабаровскогоокруга》(Не ранее 1 января 1948 г.),Пограничные войска СССР,май 1945-1950 гг,Сборник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сс.631-634.

　　(23)《Из Доклад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граничнных войск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бо обстановке 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границе СССР и резулътатах деятелъности войскокруга за 1947г.》(12 января 1948 г.),Пограничные войска СССР,май 1945-1950 гг,Сбор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сс.636-640.

　　(24)Donggil Kim,The Crucial Issues of the Early Cold War:Stalin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Cold War History,Vol.10,No.2,May 2010,pp.185-202.

　　(25)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上)，(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出版，1978年，第27页；《中情局关于中国和平谈判前景的报告》(1948年7月12日)，沈志华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壹)，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386-387页。

　　(2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6册，第150页。

　　(27)《合众社发布苏联非正式表示调停国共建议》，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1948年)，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28)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0,л.1-2.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藏。

　　(29)沈志华、李丹慧存：《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件汇编(1948年2月5日至1949年10月16日)》第6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藏，第159-160、166-168页。

　　(30)《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6册，第150页。

　　(31)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上)，第37页。

　　(32)[美]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4页。

　　(33)天津编译中心编：《顾维钧回忆录(缩编)》，中华书局，1997年，第755页。

　　(34)《国民政府派贝祖诒等赴美会商“美援”问题》。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1948年)，第9页。

　　(35)《中情局关于中国和平谈判前景的报告》(1948年7月12日)，沈志华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壹)，第387页。

　　(36)《中国事务处助理处长赖斯关于影响中苏关系的因素的报告》(1947年12月18日)，沈志华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壹)，第248-251页。

　　(37)天津编译中心编：《顾维钧回忆录(缩编)》，第763页。

　　(38)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上)，第40-41页。

　　(39)《马歇尔对欧洲及远东反苏采取不同的方法仍不变更》，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1948年)，第78页。

　　(40)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上)，第69-70页。

　　(41)《罗申致马立克报告：中国局势及政治指示》(1948年4月2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244-246页。

　　(42)指毛泽东于1947年11月和1948年3月给斯大林的电报。在这两份电报中，毛泽东就未来联合政府的形式提出了不同的观点。1947年11月电报表示“新政权将仿照苏联与南斯拉夫的模式，消灭掉除中共以外的其他所有政党”；1948年3月电报则提出吸纳中共以外的政党进入新政府是“必要的与有利的”。参见《库兹涅佐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来电谈中国局势》(1947年12月10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212页；АПРФ,ф.45,оп.1,п.330,л.18-28.Лебовскuǔ А.М., Р.А.,Мяснuков В.С.(cocm.).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 в ХХ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Ⅴ,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6-Февралъ 1950 гг,Книга 1:1946-1948 г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5 г.,(以下简称：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1) сс.398-403.

　　(43)АПРФ,ф.39,оп.1,д.31,л.28-29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1,сс.411-412.

　　(44)1948年4月20日的斯大林电报时间是莫斯科时间，当时中国时间已是4月21日。

　　(45)АПРФ,ф.39,оп.1,д.31,л.2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1,сс.412-413.

　　(46)高岗致毛泽东、刘少奇电(1948年4月25日)。转引自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第31页。

　　(47)《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提前访苏及其安排》(1948年4月26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253-254页。

　　(48)《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提前访苏及其安排》(1948年4月29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254页。

　　(49)АПРФ,ф.45,оп.1,п.330,л.18-2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1,сс.398-403.

　　(5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04-306页。

　　(51)АПРФ,ф.39,оп.1,п.31,л.3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1,с.419.

　　(52)《联共(布)中央关于南共问题致南共中央的信》(1948年5月4日)，沈志华：《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1-270页。

　　(53)АПРФ,ф.3,оп.65,д.1,л.362.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1,сс.419-421.

　　(54)《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摘录)》(1948年6月28日)，沈志华：《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第300页。

　　(55)参见《中央委员会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48年7月14日。

　　(56)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人民日报》1948年11月7日。

　　(57)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人民日报》1948年11月7日。

　　(58)《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1948年6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六)，第435-439页。

　　(5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335-336页。

　　(60)[苏]科瓦廖夫：《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国外社科信息》1992年第21期。

　　(61)《情报局机关报盛赞东北解放》，《东北日报》1948年11月24日。

　　(62)АПРФ,ф.39,оп.1,д.31,л.52.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1,с.497; АПРФ,ф.39,оп.1,д.31,л.5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2,сс.7-8.

　　(63)АПРФ,ф.39,оп.1,д.31,л.54-5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2,сс.11-14.

　　(64)АПРФ,ф.39,оп.1,д.31,л.60-62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2,сс.14-15.

　　(65)这封电报于1948年3月30日经捷列宾转交斯大林。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8-2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1,сс.398-403.

　　(66)社论：《为完全解放东北而战》，《东北日报》1948年3月18日。

　　(67)《蒋介石匪帮无耻叫嚣反苏掩饰新的军事惨败莫斯科广播电台痛加斥责》，《人民日报》1948年3月19日。

　　(68)《斯拉德科夫斯基致米高扬报告：长春铁路及苏中合营企业》(1948年2月)，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236-238页。

　　(69)边境站至哈尔滨段和哈尔滨至满洲里段自1947年3月1日起正常运营。

　　(70)《斯拉德科夫斯基致米高扬报告：长春铁路及苏中合营企业》(1948年2月)，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236-238页。

　　(71)《政委会二次行政会议林主席总结报告》，《东北日报》1948年9月7日；社论：《为完全解放东北而战》，《东北日报》1948年3月18日。

　　(72)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16页。

　　(73)《东北解放区国营工业概况与工业生产中的几个问题》(1948年8月)，朱建华主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5-77页。

　　(74)《中共东北中央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1948年6月10日)，《东北日报》1948年6月20日。

　　(75)《军区司令部、行政委员会发布命令：收集保护铁路交通器材》，《东北日报》1948年8月17日。

　　(76)社论：《保护国家财产，保护公共财产》，《东北日报》1948年8月20日。

　　(77)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838页。

　　(78)《维辛斯基致库兹涅佐夫函：答复中国民主政权的请求》(1948年6月17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261页。

　　(79)《科马罗夫致莫洛托夫报告：组织恢复中长铁路的运行》(1948年9月10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276页。

　　(80)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李越然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81)О.Б.Борuсов,Б.Т.Колосков,Советскн-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80,Москва:Мысль,1980г.,с.34；[苏]科瓦廖夫：《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国外社科信息》1992年第21期。

　　(82)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7,д.48,л.9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1,с.437.

　　(83)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李越然回忆录》，第26-27页。

　　(84)《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铁路专家组在华工作情况》(1948年12月16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315-317页；О.Б.Борuсов,Б.Т.Колосков,Советскн-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80,Москва:Мысль,1980г.,с.36.

　　(85)О.Б.Борuсов,Б.Т.Колосков,Советскн-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80,Москва:Мысль,1980г.,с.36.

　　(86)《庆祝锦州大捷千余干部集会高岗同志报告形势任务》，《东北日报》1948年10月18日。

　　(87)《佐林致帕诺夫函：向民主政权提供制定经济计划的资料》(1948年9月20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280-281页。

　　(88)《马利宁致莫洛托夫函：转交林彪请求援助的电报》(1948年9月12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277-279页。

　　(89)АВРФ,ф.3,оп.65,д.444,л.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1,с.464.

　　(90)《波格丹诺夫致外交部报告：解放军进入长春的情况》(1948年11月18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294-298页。

　　(91)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94,д.99,л.1-2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1,сс.474-475.

　　(92)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4,д.99,л.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1,сс.481-482.

　　(93)《中长铁路长春分局积极整顿恢复运输》，《东北日报》1948年11月18日。

　　(94)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9,д.67,л.5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1,сс.477.

　　(95)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9,д.67,л.3-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1,сс.480-481.

　　(96)参见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1949-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4页。

　　(97)事实上，根据出版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议事日程显示，1948年下半年，每个月都有中国议题被提上联共(布)中央的议事日程。

　　(98)РГАСПИ,ф.17,оп.162,д.38,п.201,л.188.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藏。

　　(99)《贝舍夫和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帮助恢复东北交通》(1948年12月16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313-315页。

　　(100)《马利宁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经济发展状况》(1948年11月25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303-306页。

　　(101)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80,д.78,л.1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1,с.493.

　　(102)《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帮助东北恢复经济事宜》(1949年1月5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335-336页。

　　(103)转引自沈志华：《被迫的联盟：斯大林与中共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崔丕、[日]青山瑠妙主编：《多维视角下的亚洲冷战》，第27页。“菲利波夫”是斯大林使用的化名。

　　(104)М.И.Слабковскuǔ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Китая(1928-1949гг.),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ъство《Наука》 Главная реда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84 г..сс.334-335.

　　(105)[美]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270-272页。

　　(106)参见《国务院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1948年10月13日)和《中情局关于中国可能发展趋势的报告》(1948年11月3日)，沈志华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壹)，第418-419、425-427页。

　　(107)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08)牛军：《未确定的开端：内战末期中共对美政策再探讨》，《冷战国际史研究》2012年第2期。

　　(10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509-510页。

　　(110)沈志华、李丹慧存：《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件汇编》第6卷(1948年2月5日至1949年10月16日)，第193-194页。

　　(111)《马利宁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经济发展状况》(1948年11月25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303-306页。

　　(112)《苏联驻华使馆提交的报告：美国在华政策》(1948年12月27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323-324页。

　　(113)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6,д.19,л.82-84;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6,д.19,л.80-8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1,сс.488-489,494-495.

　　(114)《王部长与苏驻华大使罗申谈话记录案》(1948年8月25日)，唐屹主编：《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2册(中苏关系卷)，“中华民国外交部”编印，2001年6月，第290-293页。

　　(115)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1949 год,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издателъ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3 г.,с.37；《塔斯社奉命辟谣苏联“调解”之说纯系捏造》，《人民日报》1949年1月6日。

　　(116)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224页。

　　(117)АПРФ,ф.39,оп.1,д.31,л.61;АПРФ,ф.45,оп.1,д.330,л.95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2,сс.15-16.

　　(118)在1948年至1949年年初，中共中央多次要求警惕可能出现的国民政府和谈阴谋，强调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参见《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1949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6页；《新华社记者发表评论揭露战犯蒋介石求和阴谋妄想保存四大家族及美国侵华势力》，《人民日报》1949年1月6日；《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75页；《中共中央关于揭破敌人和平阴谋的指示》(1948年7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252-253页。

　　(119)АПРФ,ф.39,оп.1,д.31,л.62;АПРФ,ф.45,оп.1,д.330,л.9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2,сс.16-17.

　　(120)АПРФ,ф.39,оп.1,д.31,л.63-6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2,сс.17-18.

　　(121)АПРФ,ф.39,оп.1,д.31,л.65-6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2,сс.19-20.

　　(122)АПРФ,ф.39,оп.1,д.31,л.6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1,сс.20.

　　(123)АПРФ,ф.39,оп.1,д.31,л.69; 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10-11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2,сс.21-22.

　　(124)АПРФ,ф.39,оп.1,д.31,л.73; 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04-105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1,с.23.

　　(125)АПРФ,ф.39,оп.1,д.31,л.74; 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1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1,с.25.

　　(12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435-436页。

　　(127)《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78页。

　　(128)《中共中央复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1949年1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8册，第512页。

　　(129)АВПРФ,ф.06,оп.11,п.255,д.15,л.1-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2,сс.23-24.

　　(130)《Известия》,No 14,от 18 января1949 г.ц.Ф.Курбюков u бру,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17-1957):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внтов,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ъ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9 г.,с.209.

　　(131)АВПРФ,ф.06,оп.11,п.226,д.15,л.1-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2,сс.26-27.

　　(132)此次“调停风波”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坏的印象。直到50年代，毛泽东还曾对身边人提及此事。参见王方名：《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

　　(133)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8-1949)》第4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第825页。

　　(134)《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反对调停情报的泄露和保密问题》(1949年2月4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416-417页。

　　(135)АПРФ,ф.39,оп.1,д.31,л.54-5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2,сс.11-14.

　　(136)АПРФ,ф.39,оп.1,д.31,л.73; 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04-105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2,с.23.

　　(137)金东吉也认为，有可能是毛泽东故意给美国放风，以诱导美国主动放弃参加调停。参见[韩]金东吉：《关于斯大林是否劝阻中共渡江问题再分析》，《党的文献》2006年第4期。

　　(138)Зубок В.М.Неудавшаяся импер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в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е от Сталина до Горбачва.Москва: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2011г.,с.131；牛军：《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美苏国共关系》，《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39)《苏联驻华使馆提交的报告：美国在华政策》(1948年12月27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323-324页。

　　(140)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第546页。

　　(141)АПРФ,ф.39,оп.1,д.31,л.54-5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1,с.497; АПРФ,ф.39,оп.1,д.31,л.5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2,сс.7-8.

　　(142)据曾参加会谈的中方翻译师哲回忆，米高扬到西柏坡后曾经专门声明：只是带耳朵来的，没有权利发表意见。而且，在整个会谈中，他事实上也“没有插过话，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问题，而只是静听而已”。参见师哲口述，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最新增订本)》，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274页。

　　(143)参见米高扬私人档案：http://nsarchive.gwu.edu/rus/Mikoyan/Mikoyan_Stalin.html.

　　(144)АПРФ,ф.3,оп.65,д.606,л.60-6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2,сс.37.

　　(145)АПРФ,ф.39,оп.1,д.39,л.7-16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Ⅴ,К.2,сс.37-43.

　　(146)《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对毛泽东所提一些问题的答复》(1949年2月2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393-394页。

　　(147)《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就军事形势等问题与中共代表的会谈》(1949年1月31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375页。

　　(148)《米高扬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中共历史问题》(1949年2月3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 410-411页。

　　(149)这一时期，斯大林强化了对苏联远东的控制。1949年1月28日，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会议，作出组建联共(布)中央远东局的决议，任命A.A库兹涅佐夫专门负责该局的领导工作。参见РГАСПИ,ф.17,оп.3,д.1074,л.14 О.В.Хлевнюк u m..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 и Совет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1945-1953гг.,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г.,с.64.

　　(150)《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新政府的组成和任务》(1949年2月6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4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