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学界对20世纪50年代中共对台政策的研究，多集中于“和平解放台湾”政策与两次金门炮战，其重点或在阐释政策本身的内涵与意义，都较少讨论当时中共对台湾问题的判断与认知，尤其未注意到当时中共已初步确立了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战略，即争取利用谈判先行解决沿海岛屿问题再解决台湾本岛的“两步走”策略。梳理其时中共在台海的活动，会发现无论或战或和的决策，都是根据既定的对台战略作出的。而中共对台决策的背后，则包含着维护国家领土完整高于一切的民族大义。本文拟对中共对台战略的提出过程加以考察，进而从这种统摄全局的战略背景出发，重新审视具体策略的调整过程，力图更加清晰地还原策略变化背后的历史逻辑。

　　一、中共对台战略的提出和对台策略的初次调整

　　新中国成立之初，解放台湾、完成国家的最终统一成为中共最为重要的使命之一。但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美国武力侵入台海，打乱了中共的军事部署，中共不得不暂时中止武力解放台湾的进程。朝鲜停战后，中美对峙的重心移向台湾问题，台海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由于美国的介入，短期内解放台湾已不可能，对台策略必须作相应的调整。美国选择将台海危机诉诸联合国，而中共一面力图打破美国的外交封锁，一面寻求迫使美国接受谈判的办法。

　　第一次台海危机尚酣之时，中共中央已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经济建设上，开始全面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这需要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共全面考量了台湾问题，并作出针对性的战略安排。1954年9月25日，中共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指示》明确解放台湾是“我国的既定方针”，但又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战略任务。

　　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中共通过与各方接触，注意到当时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盟友对台湾问题的主张并不一致，客观上制约了美国的行动，由此意识到应该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针对当时的情况，战略的重点之一是确定对美斗争采取以外交斗争为主的方式。

　　基于对台湾问题的战略判断与认识，中共逐步提出了解决台湾的具体策略。1955年3月，毛泽东在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进一步表明了中共利用国际舆论，分阶段推进解放台湾事业的计划。不久，刘少奇在党代会上系统阐明了中共的对台策略和谈判的基本底线。

　　为了说明中共转向以谈判为主的对台策略，统一国内认识，周恩来还特别说明了处理台湾问题的策略与原则（立场）的关系。简言之，即坚持“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的前提下，只要能达成解放台湾的目的，策略方面或战或和都是可以接受的选项。

　　二、中共努力落实调整后的对台策略

　　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的信函及报告表明，新形势下的对台策略已基本成型。中共决定在坚持“台湾属于中国”的立场前提下，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即“只要美军撤退，台湾可以和平解放”的方针，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这比之前对蒋介石只提军事斗争又和缓了一步。1955年后，中共基本按上述步骤展开外交行动。

　　1955年二三月间，中共通过外交及宣传渠道公开表示愿意接受苏联提议，召开有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参加的“十国会议”，同时也高度重视1955年4月在印尼举办的亚非会议，将之作为宣传中共缓和台海形势主张、迫使美国接受谈判的契机。中共不仅宣传了对台湾问题的主张，也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美国对中共制造台海危机的指责。可以看出，国际社会担心的是中美因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冲突，对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诉求本身并无异议。这样的局面令美国困窘，最终在各方的压力下，逐渐松口，表示愿意接受谈判的提议。

　　1955年8月，在英、印等国进行几番外交斡旋后，中美最终在日内瓦举行了两国大使级会谈。虽然双方的谈判陷入了僵局，但随着会谈的举行，台海紧张形势毕竟缓和了下来。

　　不过，即使有外交斗争的特殊考量，中共并未将“和平解放台湾”停留于口号层面，而是确实开启了和平统一的努力。除了通过正式的会议宣传，中共还频繁地通过与台湾有联系的各方民主人士，向台湾传递和谈信息。中共还通过印尼、印度等国家，表达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度。在传递和谈信息时，中共注意对蒋介石的反应作出回应。

　　面对中共的和平宣传，蒋介石表现出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担心中共的宣传会动摇岛内“反共心理”，尤其令美国怀疑其反共的决心，故表面上一再公开拒绝中共的和谈建议。

　　三、中共再次调整对台策略

　　1958年，台海局势再度紧张。之前，由于中美谈判遇挫，中共的立场重新强硬起来。1957年间，“和平解放台湾”的宣传一度止歇。“八二三”炮战后，中共再次调整策略，一方面重提“和平解放台湾”，另一方面将“两步走”的策略改为沿海岛屿、台湾本岛二者都不动，留待将来统一解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和平解放台湾”再度被提出时，其表述的方式以及背后的考量与之前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次台海危机结束后，美国对台政策又生变数，通过中美大使级谈判，中共看清了美方乃意在冻结台海现状，以造成“两个中国”的既成事实。1958年，中共几经催促美方重开谈判未果后，决定调整对美政策。

　　1958年8月23日下午，炮战正式打响。艾森豪威尔等人经过讨论，决定针对中共的行动采取渐进的应对措施。此时，中美双方对彼此的行动与意图都十分警觉。9月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用“绞索政策”解释了台海斗争形势发展。在经历一番斗争后，中共又回到以外交斡旋为主的既定策略上。

　　9月15日，中美在华沙恢复大使级会谈伊始，中共就表露预备收复金马，但不会扩大战事到台湾，美方则要求中共在金马“停火”。经过一番分析之后，放弃金马逐渐成为美方的主要选择。这一做法无疑更加暴露其试图造成“两个中国” 的根本立场，也激化了美蒋的矛盾。对此，毛泽东最后确定方针，把金马留在蒋军手中，对金门仍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同时，仍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共对台湾问题的主张。这一决定改变了中共自收复大陈岛以来先沿海再台澎的计划，首次把“台、澎、金、马”作为一个整体，留待未来解决。之后，毛泽东数次提及“台、澎、金、马”是“一体”的，这反映中共眼中的“台湾问题”的范围，已经从“台澎”扩展为“台、澎、金、马”了。此时中共所作的策略调整，基本决定了之后20余年的台海格局。

　　中共调整对台策略后，继续积极设法与蒋介石接洽。1963年1月，张治中发出经周恩来修改、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过的给陈诚的信。此信的主要内容即所谓的“一纲四目”，说明毛泽东等人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思路已经成熟。虽然“一纲四目”与来“一国两制”的基本框架相似，但其时中共所侧重的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而不是国家实现完全统一的问题。由此也足见中共策略转变的根本立足点，在于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

　　四、余论：对台战略中的“民族大义”

　　近年学界考察20世纪50年代的台海危机时，比较热衷从冷战视野分析各方的反应，这一角度固然可以揭示背后的国际因素；但考察中共处理台湾问题的战略，还需要特别注意其背后特殊的民族情感。实际上，无论是中共或者蒋介石，都始终强调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这与美苏的立场有着明显的不同。

　　第一次台海危机的解决与中共及时调整对美外交策略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以往学界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中共对美外交策略的转变与其处理台湾问题思路的变更密切相关。对中共而言，既然蒋介石“反攻大陆”已基本成幻影，其对沿海的威胁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国共反而更有可能就反对“两个中国”达成默契，毕竟后者也是蒋介石的一贯态度。

　　可以说，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共而言，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两个中国”阴谋，比实现台湾解放还要紧迫得多，这是超越内战的民族大义。即使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也依然严守“一个中国”的立场。总之，“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中共充分展现出了在两岸问题上的远大历史目光。现今，回首70年来中共处理台湾问题的努力，仍然可以看到当年所确定的“民族大义高于一切”的战略基点并未改变。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黄小强/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