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现代性的弊端从其基础理论性层面而言，主要是指作为现代性理论基石的理性启蒙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之中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理性由原先作为主体性救赎的力量异化为导致主体失落与客体化趋势的表征，文化也走向自身的反面并成为反对现代性的力量，现代性的专业化发展趋势造就了庞大的科层官僚制并进而导致精英与大众的矛盾。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基因与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性问题生成发展的被动性现实境遇基础上，对西方现代性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批判的姿态，进而力求建构一种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方案。毛泽东现代性批判意识的展开，一方面与其力图建构出一种主体性高度弘扬的主体哲学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对于现代性所带来的官僚科层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平民与精英的矛盾，他表达了最为强烈的忧患并对此作出了最为坚决的批判与抵制的理论姿态。

　　关 键 词：毛泽东/现代性批判/马克思主义/主体性哲学/科层制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批判及其应对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BDJ042)。

　　作者简介：张明，男，博士，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助理。

　　现代性的弊端从其基础理论性层面而言，主要是指作为现代性理论基石的理性启蒙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之中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理性由原先作为主体性救赎的力量异化为导致主体失落与客体化趋势的表征，文化也走向自身的反面并成为反对现代性的力量，现代性的专业化发展趋势造就了庞大的科层官僚制，等等。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作为现代性危机重要表现形式的资本主义文化走向自身的反面，主要体现在其属性的虚假性上，即服务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文化使得抽象成为统治；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其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理论批判是以更加明确化、系统化和集中化的方式加以展开，并且这种批判更多地不是如马克思那样主要是建立在对资产阶级生产结构的剖析基础之上，而是将批判的矛头直接转向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体制本身。基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批判维度与中国近代以来现代性问题生发的宏大历史背景限制，毛泽东对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性的理论姿态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关系格局，并且这种关系格局内部具有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复杂存在状态，即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客观物质维度——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来的现代化逻辑表现出向往的姿态，这种导向现代化的理论姿态从根基上是由毛泽东的历史哲学观——以实现共产主义(建立在对由资本主义创造的发达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继承性)为最终目标的历史进步观所决定的；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因其发生机制上——基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基础上导致的不可调和的弊端性，以及资本主义现代性在近代以殖民主义形式“出场”并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情境造成的悲惨经历，又使得毛泽东始终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保持高度的忧患与警惕之姿态。这种内心深处始终存在的深刻忧患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实践的走向。并且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毛泽东的现代性批判意识在理论基础性层面是由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先进性”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落后性”之间的矛盾关系所综合决定的。这种基于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理论选择基础上的“先进性”与中国近代(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整体性落后的巨大差异性空间所产生的“落后的忧患”，进一步增加了毛泽东的“现代性批判”。因为毛泽东的“现代性批判”既是对“落后境况”的一种理论与现实反映——趋向现代性，同时也是基于这种落后基础上的民族自尊并且辅之以先进理论指导性而形成的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端的一种忧患意识。并且，在现代性的基础层面，批判本身就构成了现代性的质性特征。这主要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从现代性的产生而言，现代性无论是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一种存在，其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模糊性甚至是歧义性，很难用一段简明的语句来概括其内涵或者是特征，在对现代性的理解过程中不确定始终是相伴而随。在把握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这种不确定与模糊性——无从精确把握、洞察现代性的轨迹及其方向，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并慢慢渗入到困扰着每一个人的深刻忧虑之中；二是从现代性的运行机制而言，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现代性的本质性载体——资本主义运用市场疯狂的方式来满足资本以及作为人格化资本的资本家之无限制需求，这使得现代社会以一种非理性方式运转。现代性的“超速”运行，使得其每个领域都不可避免蕴含着潜在的风险，这就使得本体性安全与存在性忧患的双重情感在现代性的运行过程之中将彼此以爱恨交加的方式共存下来。毛泽东作为历史主体的一员，也不可避免分有了这一忧患性特征，并对西方现代性保持了高度的批判意识。

　　一、现代性的弊病：从韦伯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梳理

　　现代性在确立自我规范性定位之处所呈现出的一个本质性特征就是理性主义，并且理性主义作为现代性得以区分、规定自我的标准使其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密、甚至是不言自明。哈贝马斯曾将理性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联姻关系从理论上追溯到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他认为，韦伯的整个学术生涯都在追问“世界历史”的问题，即非西方国家缘何未能在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进程中走向西方的理性主义之路。因为在韦伯那里，理性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明确的①。韦伯通过对欧洲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以及后来对于非西方国家(诸如中国)的宗教社会学之分析，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将导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置于与非西方国家的排他性对比之中，来凸显西方现代性与理性主义之间独有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在韦伯那里，他对现代性的表述采用了一种“排他性”的方法，即将现代性仅仅置于西欧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之中加以透视与把握。“现代性的表述不仅需要置于现代与传统的时间关系中，而且需要置于西方与非西方的空间关系中，但这种空间关系是一种时间性的空间关系”②。但是，韦伯所理解的理性化过程不仅仅是指西方文化的世俗化过程，更主要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理性化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这一新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表现在资本主义企业与官僚国家机器这两大相互联系的系统之生成，而这一分化过程在韦伯看来即是体现为“目的理性的经济行为和管理行为的制度化”③。并且需要指出的是，韦伯所理解的理性化进程又是始终与宗教理性的“祛魅”(Disenchantment)过程相关的。所谓“祛魅”是指在西方社会由宗教社会(神圣化、神秘化)向世俗社会(世俗化、理性化)转变过程之中，主体与世界之关系发生根本变革，世界对于主体而言不再是“魔力的世界”，主体不再从属于世界的一个部分，而是获得了自由认识并掌控世界的理性能力。也就是说，在韦伯看来，世界的祛魅过程就是指“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④。由此可见，祛魅目的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依赖于理性与可计算性。因此，可以说，正是理性化过程导致了世界的祛魅化。

　　但是，启蒙主义理性观所预设的理性与自由不断凸显的进步主义图景，并未以一马平川之趋势加以呈现，而是在特定历史阶段启蒙走向了自身的反面，主体所预设自由维度却被启蒙的发展所一步步禁锢⑤。其实，马克思在其相关著作中就已经以显性或隐性方式指明了这一点。在马克思那里，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性在其特定发展阶段确实对于弘扬主体自由、理性发挥了重要启蒙作用，这主要体现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对于传统前现代的封建主义、蒙昧主义的革命性意义之上。但资本逻辑内在不可克服的弊端终究束缚了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的启蒙主义，资本的人格化、拟人化存在使得一切社会关系都被笼罩上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它(资产阶级——引者注)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⑥。在此背景下，启蒙理性所宣扬的主体性及其自由发展之维度被人为阉割，在主体资本的无限制追逐之中迷失自我，所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被压缩成片面化的畸形存在，因为劳动对工人来说已经异化为自身的异己性存在，成为工人维持自身肉体性存在的工具，主体能力的发展仅仅在资本所控制的有限领域内进行，更毋宁说实现主体的自由与解放。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理论批判逻辑之中，由资本主义所开启的理性启蒙主义一旦完成了其战胜封建主义的使命之后，便会立即自主性完成对这种原先所具备的解放能力的自我阉割，这也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启蒙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之所在。因为资产阶级在其产生之初拘于力量的弱小，不得不将其思想——启蒙理性主义——以普遍性的形式加以包装，将其美化为唯一合乎理性的普遍性思想，而一旦其完成相关使命之后这种原先经过精心打扮的所谓代表普遍利益的虚幻性便会显露无遗⑦。马克思的相关理论批判也是直接以此作为对象而建构的，熊彼特对此曾做出过如下描述：“当时是资产阶级成就达到高峰、资产阶级文化落入低谷而机械唯物主义盛行的时代，当时的文化环境还没有透露出新艺术和新的生活方式已经孕育在它的母胎里的信号，仍放纵在最可厌的陈腐之中。”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现代性的理性启蒙主义走向自身反面的理论揭示与深刻批判，被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兰克福学派之社会批判理论所吸收与发展⑨，其在批判作为资本现代性弊端的工具理性异化问题上走得更为彻底。作为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其共创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首先举起了批判理性启蒙主义的大旗。这里，他们批判的目标是全部的启蒙传统，“所谓的解放的去圣化的过程亦即韦伯所称的去魅化过程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⑩。理性人类中心主义构成了西方一切工业文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论基石，人类借助启蒙与理性力量第一次真正掌握自身的命运并塑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启蒙理性的进步力量——知识与工具理性同时也在另一个维度表现了奴役自然与主体的可能性，即启蒙走向自身的反面。换言之，在他们看来，启蒙理性中所蕴含的理性主义传统恰恰构成了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内容——抽象(工具理性的可计算性从统治自然拓展到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控制)成为统治，启蒙由原先打倒神话退却为新神话的牺牲品。当然，在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马尔库塞那里，启蒙理性在发达工业社会里退化为技术性的维度，并且成为被集权主义所占领的领地。也就是说，技术理性已经成为控制发达工业社会一切领域的支配性力量，因此，在这一社会中主体也必然不可避免地面临“单向度的”(Dimensional)发展结局(11)。由此观之，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之所以认为理性走向自身反面、启蒙变成欺骗、作为自由进步的现代性转变为统治与退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启蒙理性消灭了所有与其竞争的思想模式，使得自身独享宣称真理与正确性之特权(12)。

　　二、主体理性的自由张扬与毛泽东的主体性哲学

　　作为现代性之理论基础性规定的理性启蒙主义精神，在其产生之初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承诺的一条基本路径便是在理性精神照耀下重建主体性，从而实现理性与主体相互共舞的精彩局面。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理性的本来面目就是主体性，即它既是征服者，又是臣服者(13)。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所谓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便是主体性不断增强并得到弘扬的辩证过程。然而，随着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意识形态的发展，理性(主体性)与现代性之间原先存在的不证自明之关系却愈发变得模糊与暧昧，理性逐渐走向主体性的对立面，不是主体掌控理性，而是理性逐渐成为工具理性并支配着主体活动与选择的可能性空间。在此背景下，现代性原先承诺的主体性张扬的理想图景变得愈发灰暗，历史发展的步伐似乎瞬间原地大踏步掉头转向了自己的身后，一种虚假的主体性逐步笼罩着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历史也似乎被“召回”到了前现代的阶段。理性与主体性的分道扬镳以及主体性的消解，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现代性弊端的重要表现形式，也进而构成了人们现代性批判的重要维度。而毛泽东始终对主体性保持着高度的理论热情，他力图建构出一种主体性高度弘扬的主体哲学，而这一哲学理念无疑为消解现代性的理论弊病提供了一种理论抗议的可能性空间。具体而言：

　　第一，重视主体自由的形塑是青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也是其青年社会实践的重要理论考量。纵观毛泽东少年时期的思想与行动，其中不乏对伸张个性、反抗压迫的思想萌芽。这非常显著地表现在他对于以父权制为核心的中国典型家长制压迫主体自由与个性发展的反抗之中，毛泽东后来在接受斯诺的采访中曾详细回忆了他对于其父毛顺生的反抗，并且反抗成功的结果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此的信念(14)。而这种对于自由与个性向往的朴素自由观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反抗可以说初步奠定了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主体性维度，只不过这种发展仍然是以朴素、感性形式积淀着。后来，在接触到相关的理论熏陶之后，青年毛泽东深受泡尔生伦理思想——“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影响，对主体的自由个性之冲动表达了无比迎合的理论姿态，这一点在毛泽东阅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所做的笔记中可以窥见一斑，他在读书笔记中留下了大量关于个性、自由的阐释。诸如，“此个人主义乃为精神的，可谓之精神之个人主义。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15)。当然，毛泽东此时对于自由、个人之追求，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老师杨昌济——具有强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个人主义信念——的影响也密不可分。“不论毛泽东接受杨昌济的什么著作和教导，他都无疑相信意志是个性的本质——在转向社会改造时被完全实现了的一种不朽的核心”(16)。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青年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的对于主体理性张扬之姿态，在很大程度上具双重的反抗意向，即一方面主体自由的张扬，是对中国传统伦理中压制个人之反抗，这是社会个人自由之维度的彰显；另一方面，也是对于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冲击下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现实生存境况的反抗，而这主要是对民族国家生存层面主体性与自由的重建。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中(缺乏自主精神)、西(偏物质轻理想)价值观的否定与怀疑，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另类的价值观，即对于意志的追求与推崇(17)。国外毛泽东研究专家特里尔也持有类似观点，他认为毛泽东对于传统伦理专制的反抗以及中国近代积贫积弱现实的共同作用，是毛泽东形成个人主义思想的心理与政治根源。

　　第二，重视主体性维度成为毛泽东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契机，也内在成为导引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质性要素。青年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与理解，就其后来的回忆所言，主要是在1918、1919年在北京期间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诸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18)。当然，除了理论层面的学习之外，当时整个中国进步思想界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的现实境况也直接形塑了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具体路径(19)。导向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经过俄国中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点(20)。众所周知，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即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基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涌动基础上形成的推动历史发展变迁之动力，在此结构性框架中，历史发展的主体尽管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主观能动性，但是其在本质上仍然需要受制于客观的经济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1)因此，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谱系之中，主体性的因素逐渐被经济因素所压制甚至在苏联教科书体系那里被人为阉割，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呈现出一种以经济力量为代表的纯粹客体性哲学之维(22)。这种理论倾向也被中国的“留苏的马克思主义专家”所继承，并进而用以直接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与评判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毛泽东对这种理论剪裁现实的教条主义作出了最为激烈的反抗，当然这种反抗最初并非是从理论层面所展开的，而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国革命斗争的现实实践层面出发的。中国革命斗争的特殊性——“中心—边缘”复杂关系格局，促成了毛泽东在现实实践中高度重视主体能动性的发掘，高度尊重主体性的弘扬与发掘(23)，在实践过程中确实为胜利的获得提供了保证。正是通过实践胜利的趋引，毛泽东开始从整合、建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结构性目的出发，总结革命实践的经验并上升到系统化、理论化的哲学高度，而这主要体现在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构架之中。

　　第三，反对个性压抑、追求自由解放的理想境界，构成了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的最终旨归。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性影响，在毛泽东那里，资本主义的最大弊端即在于因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劳动者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发展自身，并且更多地是以一种非人道的异化方式而畸形存在着，这与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之间无疑存在着质性差距。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毛泽东的理论逻辑认知框架中，始终是带有一种情感化的理性观念在内，即其是作为非道德的邪恶化身而存在的，资本主义即意味着压迫、剥削与不平等的社会存在状态，资本主义就是压制个性自由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代表(24)。因此，毛泽东毕其一生精力所要达及的奋斗目标便是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制度，通过社会主义形式为主体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提供一种真实的空间。在这一理想空间中，所锻造的是自由、平等的社会“新人”。如果说，锻造“新人”构成了毛泽东毕生的理想奋斗目标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较之于青年毛泽东力图通过道德的呼吁与规避现实的理想试验——诸如“新民学会”“新村运动”不同的是，毛泽东后来正是通过改变现实生产关系的阶级斗争、通过社会主义的理想形式来推进其锻造自由、独立、平等的社会主义“新人”目标的实现。毛泽东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仅仅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具体矛盾的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必然选择，而且更是一种具有高度道义性与合理性的旨归，它所开启的意向性空间已然成为一种崭新的意义世界，其中也深刻蕴含着一种最终的价值导向——作为现代社会的图腾(25)。而在完成“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按照常理而言，主体自由与自觉发展之可能已然具备，但是毛泽东仍然对此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姿态。这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尤其是伴随着以理性原则为基础的现代制度的建立及其规范化运行，毛泽东愈发认为繁琐的制度与规则已然异化为压制个性自由的桎梏，因而以“破旧立新”的形式打破制度的“铁笼”，在毛泽东思想逻辑之中也就具备了必然性。

　　三、科层制下社会关系固化的弊病与毛泽东现代性批判

　　现代性在其展开的过程之中，必然是以某种形式的合理性而“出场”的。而正是在这一理性不断凸显的看似进步的过程之中，作为目的的理性形式逐步退化为手段与工具，甚至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阶段工具理性成为支配自然与主体的决定性要素。伴随着工具理性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全面接管，与之相适应的是以某种合理化形式——可计算性——而出现的科层官僚制。科层官僚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作为现代性的内在本质特征而出现的，这直接是由现代性的内在运行机制所决定的。因为现代性较之于前现代社会的本质性特征即在于一种可组织与调控的合理性，这一点深刻地表现在作为现代性之表征的理性主义(价值观层面)、全球化(交往方式层面)、工业主义(生产力方面)等之中。在韦伯那里，理性主义更多地是带有悲观色彩，因为他所理解的理性化过程面临着不可避免地走向自身反面的结局。这里所言的理性化危机，即是指世界祛魅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认知—工具的”“道德—实践的”和“审美—表现的”合理性(Validity)之结构都是由专家操纵，于是在广大群众与文化专家之间有了不可逾越的鸿沟，而通过特殊处理和反省所产生的文化，并不能直接成为日常实践的特质(26)。尽管毛泽东力图通过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建构中国现代性的方式来规避西式现代性的此种弊病，但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规定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距。因此，毛泽东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其主要工作便聚焦于推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但这一任务并非是建设社会主义，而仅仅是夯实社会主义革命本应带来的社会物质条件。因此，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推进必然有赖于在社会各个方面建立起一整套的制度、机构和规范，而这无疑与毛泽东原先所预设的理想主义革命形式之间产生严重的冲突。美国学者迈斯纳将其描绘为“革命的乌托邦”与“客观历史局限性”之间的尖锐矛盾(27)。

　　因此，对于西方现代性所带来的官僚科层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平民与精英的矛盾，毛泽东表示了最为强烈的忧患并对此作出了最为坚决的批判与抵制之姿态，因为上述社会阶层的分化、对立以及制度化所带来的理想退却等弊病，与毛泽东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理想设定——无差别的、充满革命理想激情主义的蓝图之间存在着严重分裂。而毛泽东的忧患与批判性重构主要是从如下两个方面加以展开的：

　　一方面，分割官僚科层制所形成的固化政治空气，从而建构出一种理想合理的社会关系格局。在韦伯那里，科层官僚制的出现是合理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产物。也可以说，官僚制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必然归宿，“从内部看，官僚制度总是以制度化了的权威等级为特征”(28)。在毛泽东看来，官僚科层制的弊端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导致政治权力关系的异化。在毛泽东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蓝图之中，官僚作为封建社会传统思想糟粕已然被毛泽东从其话语结构和关于中国未来社会政治关系之中所坚决清除，因为，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或导向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分子，每个社会主体之间仅仅是社会分工的不同，都是作为社会主义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而发挥着同等的作用。而所谓官僚主义的称谓在毛泽东看来首先是建立在社会权力关系的非对等性基础之上，官僚即意味着一个不同于人民的异化群体或阶级，原先由人民所赋予的用以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权力在官僚话语的表达方式之中已经异化为一个高高在上并统治人民的新阶级。后来在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共同影响下，他直接将官僚主义视为一个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阶级(29)。所以，在毛泽东的理想革命话语与政治修辞之中，是不应当存在所谓官僚制称呼，中国共产党干部的角色定位应当是而且只能是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

　　二是催生社会关系的固化。科层官僚制度的形成，就社会关系层面而言，直接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为将原先毛泽东预想的社会平等的“大同”关系格局，割裂为作为上层统治阶层的官僚与下层受统治的人民，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有将历史置换为毛泽东领导革命之前状态的危险，而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对立一方面既是毛泽东赖以发动群众进行革命的社会契机，另一方面打碎这一对抗性的社会关系本身也构成了毛泽东的奋斗目标。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官僚制度，其直接后果不仅仅是社会关系对立性，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固化。所谓固化即是指在这一两极对立的关系格局中，社会的组成被人为切割为截然不同的两大类，而这两大类型之间流动的可能性在现实的官僚科层制度的压控之下无疑近乎被扼杀殆尽，因此，社会关系的固化及其所造成的普通民众对于官僚制度化结构服从的必然性，直接会导致在这一承认逻辑的背景下发生后革命氛围中革命理想的退却问题。而这一问题，无疑事关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革命理性主义的作用，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白纸”基础上推进，必须要继续维系理想主义的革命精神(大公无私、敢于牺牲)的导引作用，这也是毛泽东不断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30)的重要逻辑考量所在。

　　另一方面通过对社会管理与运行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从而分解在现代性展开过程中出现的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的矛盾。现代性布展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可计算性与合理性不断凸显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科层官僚制出现所造成的一个直接性影响不仅仅是上述的权力异化与权力固化，而且其直接造成了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的分野乃至对立。我们知道，在毛泽东思想与实践的整体性框架之中，平民主义与群众路线的一致，构成了其凸显自我特色的显著规定性。国外有学者认为，现代性所造成的精英主义之“精英”在毛泽东的逻辑之中，主要呈现为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经济领域的精英，主要包括工业管理者、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二是政治精英，即党的干部，包括很快成为官僚的行政官员和国家机器中的工作人员(31)。

　　就精英主义的双重表现形式而言，毛泽东采取了不同的革命战略：以反对官僚主义形式涤荡科层官僚的影响，而对于企业管理层上的技术精英，毛泽东则首推“鞍钢宪法”精神，提倡以“两参一改三结合”方式实现对技术精英“一长制”的革命。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劳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而所有制问题解决后主要的问题就是管理问题(32)。

　　概言之，毛泽东现代性思想中的批判性维度，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对前现代落后意识的批判，另一方面体现在对西式现代性弊病的坚决拒斥与批判性超越维度。这种双重革命性意义上的现代性批判与超越，一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底色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又与中国近代以来遭遇西式现代性冲击的悲惨民族生存境况密切相关。可以说，毛泽东基于民族情结、扎根中国大地、直面现实问题基础上展开的现代性意识的批判性重构，对于当前求索现代性的“中国方案”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注 释：

　　①[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②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78页。

　　③[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④[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页。

　　⑤在对韦伯思想肖像的描绘中，明显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理论倾向，这一点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如何界定韦伯的理性启蒙主义问题上。有观点认为，韦伯对于世界的“祛魅化”与理性启蒙力量保持着高度的乐观与自信之姿态，认为作为自由之“加速器”的理性必然会带来主体的自由与解放。这种理论判断逐渐构成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的支援背景，从而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主流态度；当然，还存在一种与此截然对立的观点，即韦伯的“悲观理性主义”。这种论断认为，在韦伯那里，理性启蒙主义必然会最终走向自身的反面，从而造成对主义与社会的禁锢——主要体现在作为“理性铁笼”的官僚科层制之上。参见马剑银：《现代法治、科层官僚制与“理性铁笼”——从韦伯的社会理论之法出发》，《清华法学》2008年第2期。本文的写作更多地是采取后一种理论立场，即运用韦伯的“理性铁笼”理论来阐释现代性的弊端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忧患意识。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100页。

　　⑧[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6页。

　　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批判，这里所言的社会生活已经不是马克思原初意义上所分析的社会经济结构，而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并起支配地位的工具理性法则以及物化背后的各种合法性统治原则——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以泰勒制为标志的企业生产与管理体制，其体现了工具理性在社会合理性过程中的操控作用；以及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上形成的以官僚科层制为代表的行政管理体系。参见张一兵：《工具理性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中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种社会批判》，《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7期。

　　⑩[美]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5页。

　　（1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12）[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4页。

　　（13）[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14）[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6-108页。

　　（15）《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152页。

　　（16）[美]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17）萧延中：《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

　　（18）[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31页。

　　（19）刘林元：《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纪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80周年》，《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20）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就当时毛泽东所接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话语的唯物史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多重因素所导致的：一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进化论思想在中国思想界的广泛传播为唯物史观的输入做了铺垫，因为唯物史观所强调的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进步至少在形式层面上与进化论之间存在着相似性；二是唯物史观强调的历史进步性意义，对于中国近千年来关于历史的循环论观点具有重要的冲击意义；三是以十月革命为中介而广泛输入的唯物史观，与于中国先进分子基于落后挨打基础上形成的希望民族国家之间平等交往的理想相互契合，自然赢得了思想界的青睐感；四是中国近现代面对现代性冲击以及在此上所进行的形形色色之尝试并最终走向失败的结局，使得选择唯物史观这一新的社会思潮也就具有在内在必然性。当然，随着俄国革命及其哲学的发展，加之中国留苏进步学生回国并逐渐担负其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角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理论旅行”的路径开始逐步发生变化，即由原先的宣传研究唯物史观转向研究辩证唯物主义，而这一转折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便是瞿秋白。参见Nick Knight.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From Qu Qiubai to Mao Zedong(1923-1945), Springer,2005.国内学者李泽厚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书中也曾敏锐指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正是瞿秋白将辩证唯物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参见李泽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9页。

　　（22）[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141页。

　　（23）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通篇都是以此为主要逻辑线索展开相关论述的，他认为在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整体性历史进程之中都始终面临着历史与意志之间的深刻矛盾，而正是这一矛盾之间的相互冲突推动了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向前发展。另一位国外毛泽东研究学者迈斯纳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24）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页。

　　（25）孟永：《试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起源——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正当性之论证理路谈起》，《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2期。

　　（26）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69页。

　　（27）[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

　　（28）[美]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发展的普遍特征》，载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29）《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9页。

　　（3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31）[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页。

　　（32）《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