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相较于经济、政治的直接影响而言，其影响显得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但文化又是认同的内在基础。目前“一带一路”文化传播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上热下冷、内热外冷的情况。上热下冷是顶层设计要进入国民日常生活观念系统中，需要建立的群众基础问题；内热外冷是倡导国要为自己的主张赢取其他相关国家支持协作而须建立的共商共建问题。这两个问题都至关重要，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能否顺利推行即取决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程度。

　　要改变这种状况，网络传播自身的互动性特征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国家层面顶层政策方针的制定和国际协商合作的前提下，适应网络传播特点，尊重符号规律，实现丝路文化符号力量的最大化至关重要。丝路文化资源虽然多样，但大致的划分和缕析是可能的，因此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特点进行互联网化，提升其传播效力。

　　 

　　“一带一路”文化的三种符号文本 

　　任何文化都需要一定的符号载体来呈现，因此要对丝路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有准确的把握，从文化的符号载体形式入手是最为恰切实在的。按照文化符号载体的物质性，也即符号载体是自然物还是人造物，人造物中是为使用而制造的人造物，还是为表意而制造的纯符号，可以将现存的丝路文化符号文本分为自然物符号、实用意义符号和艺术意义符号三类，并探索各自的文化特征。

　　按照皮尔斯的符号模式，符号由符号载体（represent）—对象（object）—解释项（interpretant）构成，每种载体的符号文本，都同时关联着其对象和解释项、传播者（发送者）和接受者（解释者）。传播初期，是发送者与对象距离较近、解释者与基于自身的解释项较近的格局；传播最后是发送者的意图解释项与解释者的效力解释项构成共同解释项的局面。如若共同解释项不能构成，那意味着具有实际意义的传播并未发生。因此，“一带一路”传播也即发送者和解释者构成共同解释项的一个过程。但每种类型的符号文本，其传播过程中构成共同解释项的可能条件也不同，意味着其传播效力存在着范围大小的区别。

　　作为自然物符号的自然景观，由于符号载体本身具备的强烈的质符特征，因此传播者的意图解释项和接受者的效力解释项较容易有重叠部分，方便达成共同解释项。简言之，也即经验知识文化不是自然物符号在人类中传播的必然要求，因此它可以传播的人群范围很广，从知识有限的儿童到文化渊博的长者都可以从中找到解释意义。但实用意义符号由于其指示性成分增加，所以它的传播需要传受双方有一定的生活经验基础，否则难以达成传播，这就排除了一部分心智不甚成熟或经验贫乏的解释者。而艺术意义符号由于其规约性成分在三种类型中最重，故在三种符号类型中，此种符号传播最需要知识文化背景和艺术鉴赏能力，解释者自身水平要求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