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街头，一名手抱孩子的女子抗拒民警对违停车执法中发生了肢体接触，民警随即用“抱摔”将她制服，孩子也被摔在地上的一段视频，无疑是上周最为热门的话题。相信绝大多数人看到视频的第一反应，都是“粗暴执法”，按照一般的推演，严厉谴责民警的呼声应该占据绝对上风。然而，这一次舆论却有了令人瞩目的不同：为民警叫屈，认为女子拿孩子当挡箭牌抗法，应当承担责任的民意同样汹涌。

　　这样的风向还影响了另一条新闻的舆论走向：与“抱摔带娃女子”事件同一天，大连也有一位辅警在处理违停时出了名。面对违停车，他既没有开罚单也没有强行执法，而是敬了个标准礼直直站立，直到违停车主挪车。“敬礼哥”说，这是为了避免激化矛盾。

　　非常鲜明的对比。大连本该成就一位“最帅敬礼哥”，然而受上海事件的影响，这条“文明执法”的新闻下面，在可想而知的点赞声之外，也出现了大量“这是对违法者宽容，会让他们得寸进尺”的评论。

　　当夜，上海警方迅速拿出了处理结果：涉事民警朱某反应过度，采取超出合理限度的过激控制方式，未顾及儿童安全，依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对其作出行政记大过处分；涉事女子张某无理纠缠、威胁，甚至使用推搡动作阻挠民警正常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作出警告的处罚决定。应该说，这个处理完全厘清了场景中的各方责任，是及时且恰当的，会对撕裂的舆论起到弥合作用。

　　我们不希望看到舆论的撕裂。这起事件中，撕裂舆论的双方都在用一方的错误去为另一方的错误开脱。不能因为涉事女子有抱娃抗法的行为，就认为民警超出限度的执法方式情有可原，也不能因为民警确实存在过激和不适当的执法行为，就把女子违法抗法的行为“洗白”。

　　这起事件中其实在舆论上对立的双方是有一个基本共识的，就是对“抱摔”动作所殃及的孩子的同情。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指责警察的一方，把对孩子的同情转移到了女子身上；指责女子的一方，则把对孩子的同情转化成了“拿孩子做违法挡箭牌”的愤怒。因为这个共识的存在，对执法者来说，法律的“刚”和“柔”在这个场景中都有极好的体现机会：“刚”的一面，是对违法甚至抗法者的依法惩处底线不可退让，“柔”的一面，则是要在执法中避免激化矛盾，保护好无辜的孩子。

　　从这个角度讲，民警有做得不妥的地方。也许是因为对方的行为确实过分而被激怒了，但是作为执法者，始终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道德要求，要时刻记得，法律的“刚”并不是要完全排斥掉“柔”才能体现出来。但是反过来，我们作为旁观者也必须认识到，“柔”只是手段，其最终目的是“刚”。无论你采取哪种手段，保证法律底线不被突破是最终目的。为了保证手段“柔”，就让作为底线的“刚”一味退让，这是颠倒目的和手段的逻辑错误。

　　对违法者的“刚”，本质上就是对守法者的“柔”。大连“敬礼哥”遇到的非议，就在于他给予违法者的“礼遇”让守法者产生了不公平感。我国的法治建设还在路上，特别是在基层执法层面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多。与此相对应的就是，舆论会注重于对粗暴执法现象的纠正和对“文明执法”的称颂，这对执法水平的提高和法治建设的进展无疑有积极作用，但也会产生“执法多是粗暴的，所以抗法有理”的错误印象，这样就会积累对执法权的不尊重。对执法权的不尊重会影响执法者的心态，在执法中缺乏克制而造成额外的伤害；也会影响民众的心态，放大执法成本。上海事件中，如果涉事女子先接受处罚再根据合法途径行政申诉，这一幕本不会发生。大连“敬礼哥”敬礼的对象，如果根本不在乎这种“敬礼执法”，甚至产生“越违法越受礼遇”的优越感并影响更多车主，那么今后还怎么治理违停？

　　应该看到，这次舆论中产生的大量对民警表示支持的民意，可以视作一次进步：对法律的尊重，对执法权的尊重已经开始愈加走入人心深处。当然，这种“新鲜”的民意也需要适当的引导，让公众正确认识到法律对自己的保护和限制的红线都在哪里，面对执法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合法态度；让执法者认识到民意尊重的对象是作为公器的“法律”而不是自己的私人身份，更不是拿来滥用的“伤害权”——如此双管齐下，就能极大地节约社会治理成本。

　　同时，执法者还必须通过此事认识到，执法场景是复杂的。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比类似“抱娃女子抗法被民警抱摔”更复杂的执法场景还会一再出现，这对执法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何面对复杂的环境，在保证“刚”的底线不被突破的情况下，适当地采用不同程度的“柔”以减少执法成本，培养守法意识？这需要长期的实践积累，更需要系统的理论学习和思想准备。

　　“奉法者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是一个法治国家；国家要走向现代化，必须走向法治化。政论片《法治中国》热播的大环境下，这起“抱摔”事件所引发的讨论，应该成为一次对普及和加深法治精神认知的好机会，希望无论是执法部门还是公众都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提高我国的法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