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党在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领导人，改革开放初期，他协助邓小平在思想文化战线作了大量的工作，为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科学地阐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促进党的文化政策调整

　　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核心问题。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明确作出回答：我们的文艺是为着“最广大的人民大众”[1]的，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他认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2]“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于政治”[3]。毛泽东的文艺观及其引领下的文艺实践有效地唤起、动员了民众，为促进中国革命的胜利及推动文艺的普及，为新中国的文艺重建，为鼓舞人们建设国家、树立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过分强调文艺的政治属性，把文艺约束在政治框架之内，就出现了一些长期困扰中国文化发展的问题（如政治与行政干预过多，文艺作品的概念化、公式化，学术艺术、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时常混淆等）。[4]1957年文化界的反右派斗争，采取行政手段和群众斗争的方式去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文艺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教训尤其深刻。因此，如何调整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是新时期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胡乔木对“文艺从属于政治”提法进行了一分为二的重点阐述，推动党的文化政策调整。

　　1979年8月29日，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同志谈话时，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做出如下阐释：“文学是上层建筑，政治也是上层建筑。但两者性质不同，任务也不同，社会作用和作用的方式也都完全不一样，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政治必然影响文学，但如认为政治能够或应当决定文学的发展，那就是政治史观而不是唯物史观了”[5]，肯定了文艺的相对独立性。9月18日，胡乔木、邓力群致信胡耀邦并转周扬，就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征求意见稿）》提出，“全文的关键似在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新的提法，不再因袭过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等提法。过去的提法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过于简单化……还是要给以历史的积极的解释和估价，因为它是当时时代的产物，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也产生了消极作用），但现在仍然因袭就不适当了。”[6]

　　在1979年10月30日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所作的祝词舍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提法[7]，而是提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8]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论，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9]的文艺指导方针。新的“二为”方向，是党在文化建设指导思想上的重大调整。

　　胡乔木努力推动“二为”方向的贯彻。针对一些不赞成以“二为”方向代替原有方针的僵化思想，1982年6月25日，他在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招待会上指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在表达文艺服务的目的方面，来得更加直接，给文艺开辟的服务途径，更加宽广。”这首先是因为“政治本身不是目的，政治是达到我们的目的的一种手段”，“政治的目的是为人民的利益”，“人民、社会主义是文艺服务根本目标，是非常广阔的概念，把政治包含在内，但不单单归结为政治。政治的正确性归根到底要用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来衡量和保证。”[10]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的作品是反映人民的生活的，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团结人民，鼓舞和教育人民”[11]。执政党要领导全社会，“我们的文艺作品，毫无疑问，它的思想内容的主要倾向是要拥护人民，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表现某些强烈的政治主题，这是我们提倡的。”但是，“这并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主题”[12]。其次，“为政治服务可以并且曾经被理解为当前的某一项政策，某一项临时性的政治任务、政治事件，甚至为某一个政治领导者的瞎指挥服务。”[13]应该承认，为狭义的政治服务，在某种范围内也是需要的（只要这种政治确是代表人民当时的利益），但是决不能用它来概括文学艺术的全部作用。而“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只要有益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世界观、理想、道德、品格、信念、意志、智慧、勇气、情操和整个精神境界，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14]

　　正确把握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党对文艺的领导。胡乔木明确提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是指党对文学艺术发展方向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上。他指出：“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党承担领导责任”，“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许多事情，不是在党的直接指挥下，经过党的组织就能够完成的，而是要通过国家和社会的有关组织、党和党外群众的合作才能进行的”，“有许多与文学艺术发展方向关系不大的事情，党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干预。[15]1981年12月27日，他在全国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上讲话中重申：对于文艺工作“无为而治”不行，“管得太具体”也不对。[16]

　　胡乔木对文学的党性与文学家、艺术家中的共产党员的党性这一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是非混淆的问题进行了区分。他明确指出：“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共产党员文学家，首先是共产党员，同任何共产党员一样”，“他必须有坚强的党性”。因此，“共产党员文学家决不可以把他所从事的文学艺术工作当作与党无关的个人事业，而应该把它看作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决不可以因为是文学家就自视特殊，而应该把自己看作是党的组织的守纪律的成员。这个问题、这些原则是不能含糊，不能有丝毫疑义的。”[17]至于文学的党性，“是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思想倾向中所集中表现的阶级立场、政治立场、党派立场，这并不是一般文学作品所普遍具有的”[18]，不必要也不应该成为对所有的文艺作品的要求。“只要是合乎美学标准的，也能够在一个方面起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我们也要让这一类作品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19]这一理念拓展了文学艺术的表现空间，是对文艺多样性的包容与鼓励，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基础，利于纠正以往长时期把文艺功能狭隘化的现象。

　　上述文艺与政治的相关问题，都是当时理论与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胡乔木条分缕析的阐释解决了人们的思想困惑，有利于“二为”方向的贯彻落实，推动政治与文艺间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