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程中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

　　《邓力群自述（1915~1974）》［1］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了。这是一部丰富深刻、生动感人的回忆录，是这位百岁老人前半生革命生涯的真实记录。它反映时代风云，又极具个性特征。读者可以通过邓力群富有独特个性以至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和他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独到观察分析，更为生动、具体地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

　　第一，叙述了作者在时代大潮中怎样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进而又怎样经过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反复历练，从一个能够独立承担重要任务的干部成长为中央领导人的助手以至重要助手

　　邓力群出生在湖南省桂东县的一个耕读世家。他像所有普通农村孩子一样，参加劳动，干各种农活。有好几年，从春到夏，他为家里放一群鸭子，是个地地道道的牧鸭少年。他从小受到劳动锻炼，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同时，他家又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前清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秀才，而且是个维新派，在桂东县流源乡老家第一个兴办了洋学堂，并把长子邓飞黄培养到北京大学毕业，还约定大哥必须负责几个弟弟都上学。1929年，邓力群小学毕业以后，大哥就把他接出去，先到长沙，后到北平上学。邓力群在家乡表姐夫家里，读遍了中国的旧小说。到北平以后，又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和翻译过来的进步作品读了个遍。如果说那些描写侠客义士的旧小说对少年邓力群滋长任侠仗义产生了影响，那么，新文学作品就更进一步激发了他对民主、自由和光明的向往。

　　当然，更重要的是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的刺激。邓力群说：“湖南农民运动是引导我走向反蒋道路的最重要的正面教员。”［1］（p.24）在汇文中学读书时，他天天目睹外国军队耀武扬威，爱国热情高涨，而远房表哥胡平被捕囚禁于草岚子监狱，“增强了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慨和仇视，对革命者的同情和敬仰”［1］（p.30）；1933年暑假，在南京亲眼看到国民党官员的腐朽生活，使他“深感到，不能指望这些人来挽救民族危亡”［1］（p.31）。在1935年秋华北危亡之际，邓力群打定了主意：跟着共产党抗日，为解救民族危亡奉献自己的青春！

　　就是这样，邓力群从一个爱国的青年学子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在一二·九运动中，他当选为汇文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带头参加12月16日的游行。他参与组织南下宣传团，参加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加入共青团并转为共产党员。当他看到抗日军政大学的招生广告后，立即毫不犹豫地奔赴延安。经过先后在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的学习，在中央政治材料室、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工作，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的考验和教育，邓力群像许多干部一样，下定了走向群众、走向基层、走向实际的决心。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参加一支小分队，从延安徒步跋涉四个月奔赴东北。他先后担任吉北地委宣传部部长、榆树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了榆树的土地改革运动，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支前工作，又调到东北局，在张闻天领导下从事研究工作，起草了《关于农村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等问题的意见》等文件。在参加东北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的进程中，邓力群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为一名很干练的干部。

　　1949年6月，中共中央把邓力群从辽东省委急调到北平，随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8月，在莫斯科又被派往新疆，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同在伊犁的新疆三区——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尔泰）革命领导人联系。于是，邓力群带领三个报务员和一部电台前往伊犁，工作了一百天（史称“百日电台”、“力群电台”）。邓力群在伊犁接触了三区的领导与骨干，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接触了新疆的高层领导，及时向中央报告了新疆地区政治、军事、财经和民族宗教情况，建立了中央与新疆当地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在新疆和平解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后，邓力群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和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协助书记王震做了大量工作，并在南疆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邓力群在新疆工作了三年，与王震和新疆的民族干部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52年10月，邓力群奉调北京，分配到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当财贸组组长。他开始充当中央领导同志的助手，为刘少奇做没有秘书名义的秘书工作；参与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或准备。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邓力群担任副总编辑。他参加了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许多重要活动，参与了不少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对这些重要工作和活动，邓力群在他的这部回忆录中做了全面具体而又简明扼要的评述。对于这一时期的工作，邓力群评价说：“1952年到1961年这十年是学习、做准备，还说不上当助手；1962年到1974年，当中央的助手；1975年后，当中央的重要助手。从当中央的助手到重要助手，高层领导的事，我参与了不少，帮助中央和领导同志做了一些事。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不断得到提高。”［1］（p.485）确实如此，在1962年西楼会议前后，胡乔木因病休养，陈伯达因在郑州会议上挨毛主席批评后一蹶不振，田家英因主张包产到户受到冷落，李先念感叹：现在秀才中只有邓力群一个人能为中央工作了。

　　第二，展现了作者鲜明的性格特点

　　一是终生好学。从“读遍旧小说”、“开始读新文学作品”等章节中，我们看到了邓力群从小好学深思、孜孜以求的特点。在延安“八年总结”中开列的书单，下干校期间的那份阅读书目，特别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仍坚持每天晚上读书三个小时的那种韧劲，都显示出他非同寻常的好学精神。

　　二是把调查研究的作风贯彻始终。书中记述的邓力群在延安时期对“国民党统制经济”的调查研究，在榆树县领导土地改革时对五棵树区农村经济的调查，在南疆参加减租反霸运动中对该地区的系统调查，1956年初参加刘少奇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三十多个部委进行的调查，1957年春随刘少奇南下进行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和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调查，1962年协助邓小平起草“工业七十条”时的调查，都有明确的目标，都能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

　　三是硬骨头精神。邓力群个性中最鲜明的特点是他的革命坚定性，不屈不挠的硬骨头精神。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不低头，在压力面前不动摇。在东北时期，他赞成张闻天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的主张，后来遭到刘少奇批评时仍不动摇，当面陈述实行赢利分红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新疆因提前实行民主改革而受到批评，他主动承担责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揪斗的时候，他坚决不低头，挺直腰板，表现出威武不屈的精神。在青年时代，他不听大哥要他专心读书不问政治的劝告，大哥说：力群这个人，他如果打定了主意，不管怎么说，也改变不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李先念说：力群这个人，浑身都是骨头。

　　邓力群的性格特点是共产党人党性的富有独特个性的表现，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做出了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