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研究和论述汗牛充栋。笔者通过中国知网统计，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主题的期刊记录有10216条，硕博论文有1256条，会议511条，报纸154条。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题的文献有145634条，其中硕博论文就有1909条， 以“精神文明建设”为关键词的文献也高达138478条。[1]其数量不可谓不巨。但是从历史角度分析精神文明建设的研究却相对较少。本文选取“文革”结束后至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前后这段历史，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出过程和发展脉络及其实践情况做一总结。

　　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的历史背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实践，极大地推动了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但是，一方面，实行改革开放，在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西方各种思想观念也大量涌入，其中不乏一些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与此同时，持续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社会道德风尚受到了严重损害，不少人特别是不少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扭曲，而且随着思想解放、政治空气的宽松，国内还出现了一些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潮。这些问题的存在，给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也向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时“文革”虽然结束了，但是“文革”的影响尤其是对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却不容忽视。有文章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后十年，遗留下来的流毒、影响十分严重，既广泛又深入。这些遗毒影响，举其要者，有下列一些：“四大”，也就是“大民主”的影响甚深，“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思想至今仍然被一些人奉为金科玉律，遇事动辄闹腾一番；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依然较为普遍，许多党员自由主义严重；用派性以及亲朋好友之情、哥们义气代替党性，把个人或小集团、小单位的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流毒极深极重，以权谋私和严重的官僚主义成了一种恶疾；平均立义根深蒂固，有排斥先进人物的平均主义，有违反按劳分配原则的平均主义；轻视脑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歧视、排斥、打击知识分子；摆不正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仍然占据着一些人的头脑；轻视法治，以党代法，以政策代法，甚至以个人意志代法；个人崇拜的遗毒未尽，或者以神要求领导者，或者转而崇拜西方的某些权威，或者从否定个人崇拜到否定个人作用，从否定崇拜权威到否定权威，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否定“左”的一套到怀疑、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怀疑、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怀疑、否定共产主义，怀疑、否定党的领导；等等[2]。这篇文章是1984年针对整党时写的，虽然说的是党内，但也能看出“文革”对当时社会风气和人们思想观念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坏。

　　粉碎“四人帮”后，思想界、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和科学界冲破理论禁区，对“文革”时期的许多谬论，如“天才论”“一切从本本出发论”“批判唯生产力论”“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论”“全面专政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论”“社会主义时期只能反右不能反‘左’论”“儒法斗争论”“黑线专政论”“三突出论”“反对科学是生产力论”等进行了批判，分清了被混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和政策是非。[3]但是在揭批“四人帮”和拨乱反正过程中，思想理论界和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一是有人仍坚持“两个凡是”思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有怀疑抵触情绪；二是极少数人曲解“解放思想”，夸大共产党的错误，并发展到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同时，由于一些“文革”遗留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错误思潮、“西单墙”和少数人闹事等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明确指出：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进而指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4]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件建设的提出和发展

　　中共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是在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的《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在这篇讲话中，叶剑英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5]

　　随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思想萌芽。邓小平在同年10月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思想，他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6]此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成为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两个文明的关系，1980年3月胡耀邦在《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根本目的，是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7]他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进行了论述：两种文明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物质财富、物质文明为精神财富、精神文明奠定基础；而精神财富、精神文明反过来又促进物质财富、物质文明向前发展。在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征途上，要努力攀登精神文明的这三个高峰：思想理论高峰、科学技术高峰、文学艺术高峰。

　　精神文明建设逐渐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议题。1980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把精神文明建设列为重要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邓小平在会上作《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8]

　　精神文明建设写入党的决议，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归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10个主要点之一：“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并第一次把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概括为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9]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后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被提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之一。1982年4月，邓小平在《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讲话中说：“这四个方面的工作，或者叫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即：第一，体制改革；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0]7月，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最近我有两次讲话，讲了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搞好现代化建设的四个保证。第一是体制改革，目前进行机构改革。第二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或者叫打击经济犯罪分子。第三是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当然还有‘五讲四美’，军队叫‘四有、三讲、两不怕’。精神都一样，都是对的。”[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