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社会治理功能的生成机理

　　1.发源于文化本身的超越性

　　文化产生与存在的超越性，即文化超越自然性与个体性。文化的超自然性在于文化超越于自然界的自然性和超越于个体的自然性而存在，文化的超个体性在于文化的群体性和社会性。在主体改造对象性客体的过程中，对象性客体作为一种客观因素与条件，始终制约着主体的这种改造活动。但具有主体能动性的人并不会囿于这一限制与制约，而是积极超越这一囿困，改造对象性客体，“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1]在这一过程中，人通过社会实践及其思考活动等，形成了一定的对世界及自身的认识，同时把各种分散于个体间的经验与价值观念的借鉴、积累与融合，形成体系或系统，而这些认识进一步构成甚至决定自身的行为取向及其价值选择的基本要素。而人的这种活动，以文化的形式来彰显其与动物自然本性或本能的区别或超越，是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文化是由群体或社会共同创造的，而这种共同创造的文化，总的来说，是人类实践历程的足迹，是实践知识与实践技能的总结与反映，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价值选择，是对个体自然存在的一种超越。

　　人于文化的创造与被创造性的二重性。文化是人所创造的，人成为创造文化的主体，成为文化创造的承担者，具有其可能性与必然性，这是因为人是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社会化存在物，人具有自我意识，存在自觉能动性，人的能动性是创造文化的决定性力量。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这种自觉能动性及其能力，成为人所以能创造文化的条件与根据。第一，人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目的性与选择性。恩格斯就曾经指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第二，人在文化创造活动的过程中还彰显与发展着自身的创造、调整、组织等能力。这赋予文化创造主体以被创造性，文化主体的被创造性是指人是被文化创造的。社会文化或文化环境与文化氛围在某种程度上将决定着个体的伦理道德的基本导向，影响与引导着个体思想行为及其自觉。每一个体，其都是生活于一定的历史文化传承中，生活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与文化氛围中，这种文化传承与文化氛围，使每一个体获得存在、延续的精神支撑，没有文化，个体躯体就如失去了灵魂，失去了一种价值生活意义。这种文化传承与文化氛围，影响甚至决定着个体的行为规范、价值选择与道德伦理。

　　无论文化存在具体形式何如，它于本质上都是人精神存在及其外化。借此，就文化的这种超越性而言，是一种理想性于现实性的超越。而人一直处于一种理想的超越与现实力量的制约的张力集合架构之中。在这种张力集合所形成的这种架构，一方面，文化于人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与制约作用，之于血脉环绕着人，构筑着人的灵魂，另一方面，文化也构成了政治、经济、社会等运行的重要的影响与制约力量，研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运行，也需基于文化的视域考量其内在的运行机理，研究深层次的文化运行问题。

　　2.根植于人的一切社会实践活动

　　文化产生有其人的实践活动需要。文化之所以由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是基于这种文化本身存在特有的有用性或价值，文化的创造、继承与发展过程，正是人基于自身的实践而形成的一个满足需要的过程，并依据具体环境中所呈现的特殊性状况，而始终于文化置于一种工具性，以丰富精神生产范畴，并在文化的传承与生产中铸就现实性力量。在人类产生的最初形态即人猿分离的时刻，及其以后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基于生存要求，寄希望于一种图腾与巫术等神秘性的虚幻之为依托，这时的人以其原始的虚幻形式来彰显其与自然动物的区别及其超越，这就是文化的最初形态。在实践活动发展中，人类自身处于一定关系系统之中，历经不同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但人们“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3]人们通过不断斗争，随后历经其后的宗教文化、神权文化等不断催生各种现实需求的文化，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拓展出来，并引导者人类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4]在人的实践过程中，个体不能脱离被局限的某一狭隘的认知领域，所能认识的只能是浩瀚宇宙中的沧海一粟。基于实践需求，人们不仅创造文化，而且在前辈们劳动与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传承文化，沿承文化脉络，并将文化成果继承发展下去。

　　每个时期的社会实践活动，都需要基于一种自觉，需要基于一种精神意义及其活动机制，不论这种实践活动是一种个体的实践活动，或是一种群体甚至全社会的实践活动。而文化创造通过一种社会氛围，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抉择，丰富一种精神的支撑力量，形成一定的导向与意义世界，承担起于人的实践活动产生自觉的作用。正是文化所具有的这种使人产生一定意义上的自觉力量与支撑力量的作用，促使人们不断丰富知识、提高内涵、掌握技能，在实践中提高认识与改造世界的能力。

　　在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中，由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的自由活动所创建的一种愿景与规范的复合式结合体或结合机制，转向对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导向、指引、调节与规范作用，形成一种对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一定规范性与调节性。“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文化价值观确实是重要，因为它们影响人们对进步的想法。文化价值观之所以重要，尤其是因为它们形成人们组织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原则，而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有进步。”[5]人的实践活动始终随由一种自由与制约的双重范畴所架构的一种张力结构，而这种张力结构也使得人不断超越自我，丰富自身的经验结构与知识水平，创建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结构。而在这种人区别于动物的类特性本质性的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创建的这种结构，使得文化得以成为人的活动的方式，规范着人的行为，调节着个体间活动关系，引导着人的实践活动的价值取舍，以精神力量支撑着人的实践活动。

　　3.立足于现实社会的治理需求

　　多元社会困惑呼唤文化治理。传统社会治理方式多是基于一种外在的制约性，而这种制约性，在多元性社会境遇下，其本身所能够发挥的程度与力量有限。而文化是基于人的思想与行为所形成的内在向度，基于文化本身所能够使人认同、规范、融合、调节等，实现社会治理。首先，矛盾多元呼唤社会治理。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带来深刻的矛盾调整，各种利益冲突不断凸显，社会矛盾激增，而这种激增的社会矛盾仅仅依靠原有的社会治理体制与治理机制，难以化解内心思想认识问题，缺乏一种消解与平衡各种社会矛盾的纽带，也难以真正调节人的利益冲突，这种社会现实境遇下，社会治理机制正在面临一种断裂与失衡。其次，思潮多元呼唤文化治理。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与竞争性在使得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激发社会活力与竞争潜能的状况下，也使得社会产生新的价值观念与思潮，为赢得企业或个体利益最大化而不兼顾手段或途径。同时对外开放在使我们同世界的交流与沟通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它对于开阔眼界、借鉴世界经验与方式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同时存在部分国家以其和平演变的战略野心，把西方国家的各种思想观念及其价值思潮伴随以其有形与无形的商品不断涌入，新思维、新观念、新价值等与原有思潮交融、交汇、交锋，造成一种的思想混乱与迷惑。借此，需要基于一种文化精神意义层面的自觉性引领多种社会价值思潮，基于自身的文化认同机制来发挥社会治理的功效。

　　主流文化能够整合社会多元力量。主流文化具有整合功能，调节内部团结与社会秩序，使多元思想心理与行为汇聚，这也正是中华文化无论在任何时期都能汇聚各民族力量与意志，维系炎黄子孙，形成一个团结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因素。同时，文化本身具有一种社会规范性或调节性。主流文化影响着社会的道德准则取向，而这些道德准则也是社会规范的重要软基础力量，而生活于社会之中的群体与个体，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这一规范力量的影响，内化为自身的信念力量，对于整合社会群体间与社会个体间的思想认识冲突与利益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力量。文化对社会具有目标指向性与导向性。主流文化通过提供知识，协调社会管理，巩固社会导向成果等，以文化知识与文化理想信念为社会所认知，论证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及必然性，了解与向往社会前景，从而实现这种文化的目标指向性与导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