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无论是中华文明内部的“自我整合”,还是以此为基础的“自我转圜”,其实均面临着较大的挑战。这种挑战既体现了现代性的一般性特质,亦具有中国情境的特殊性。

　　历史地看,至少有三个历史契机的相互交叠使得当下中国的文化重建——或曰“重建文化中国”——成为一个公共话题。

　　一是当下世界日益显现的非西方世界整体崛起的“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华文明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即对现代性的历史“起承”进行反思与对全球性的未来“转合”予以期待之间的相互交叠,为中华文明带来了“贡献世界”的契机。随着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等“金砖国家”及其他非西方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崛起,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在全球结构或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已然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历史性变化,并正在推动西方国家过去500年主导世界的格局受到挑战。作为非西方世界整体崛起的领头羊,中国的文明复兴及其世界性作为在人类现代文明史上被寄予了前所未有的厚望。近年来兴起的“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世界历史进入中国时刻”等等论说,正是对中华文明“贡献世界”之历史契机的洞察和回应。

　　第二,中国自晚清以来所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国“轴心”时代文明遗产的自我超越带来的历史契机,即对中国“轴心”文明遗产的历史“起承”进行反思与对其实现自我超越的未来“转合”予以期待之间的相互交叠,为中华文明带来了实现“自我转圜”的契机。从历史上看,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和肇兴于西方的现代文明,是中国煌煌数千年文明史上面临的两个最大的外部文明挑战。然而,后者带给我们的挑战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均远胜于前者,因为这种挑战不惟关涉生活世界的个性(自我认同和信仰)和文化(文化再生产的方式和内容)领域的根本变化,亦涉及社会领域,以及以社会为背景的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运行机制的根本转型。这种挑战自晚明时期(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方传教士进入时已然显现,但彼时主要在生活世界的个性和文化领域产生影响。晚清以还,随着中国在中西方多次正面交锋中节节败退,它开始全面蔓延至社会领域,以及以社会为背景的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中,从而给中国带来了具有“亡国亡种亡教”之危险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中华文明“自我转圜”的实质内容,如何“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现代文明秩序,对当下中国来说显然仍是未竟之业。

　　第三,20世纪以来为回应“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选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下为我们带来的新的历史契机,即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起承”进行反思与对其实现自我超越的未来“转合”予以期待之间的相互交叠,为中华文明带来了“自我整合”的契机。改革开放所承诺的文明前景是一种社会主义新文明体系,而这种新文明体系应由现代文明体系、中华文明的“轴心”文化遗产、中华文明的其他文化遗产,特别是现时中国社会主义共同政治文化(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铁律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的范导下形成。这种文明前景,既勘定了现代中国文化认同建构的基本框架,即以社会主义新文明体系“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现代文明秩序,亦给中华文明带来了“自我整合”的历史课题,即如何在社会主义共同政治文化下,把现代文明体系、中华文明的“轴心”文化遗产、中华文明的其他文化遗产,整合为相互兼容且兼具现代性和中国性的新文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