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其中,革命文化就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挫折而浴火重生的历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它始终关切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其爱国主义的文化品格,科学、民主的文化追求,在反思与批判中继承并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继往开来的重要形态,是我们今天坚定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革命文化聚焦国家命运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回首历史,自1840年以来,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从那时起,建设革命的新文化,改变国家命运,便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经历了百年风雨,1940年,毛泽东主席结合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新文化应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强调建设这样的新文化“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同时“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又云: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此一论断,以理性的文化自觉和高度的文化自信否定了顽固守旧与全盘西化两种观点,赋予新文化鲜明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与此同时,明确了新文化的最终使命,即改变国家命运,建设一个新中国。对新中国的憧憬,可以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的开端,正如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云:

　　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澌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

　　中华民族之所以拥有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因为我们曾经拥有唐虞三代、汉唐盛世,那些辉煌的历史不容抹杀、不容割断。因此,梁启超在反思“老大帝国”之际,首先回顾了“畴昔”,这一回顾不是要接着做天朝上国的迷梦,而要“立乎今日”——面对近代中国的贫弱与屈辱,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有信心、有能力再造一个“郅治”“隆盛”之局呢?这势必需要放眼当下,把握世界大势,面对自身的种种弊端,坦然视为“过去”而决然厘革,更当有取于西方诸国之长,愤然求诸“未来”。唯其如此,中国才不至忍受“老大帝国”之讥,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如果说,以敬重之心发掘光辉历史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那么,以开放之心推动革命进程便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动力。在这一点上,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伟大革命家们以其民族情怀和世界眼光,为革命文化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