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好学术研究中科学性（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在诸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中均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由于当代中国史或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与现实有较为密切的关联，因而该问题是一个引人瞩目且不时被提起的话题。那么，今天再谈此话题意义何在？在我看来，社会科学中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具有矛盾统一体之张力的问题，只能被取消而不能被解决。换言之，只有问题的前提消失了，问题才无复存在的意义；只要前提存在，问题就存在，从而人们只能探寻保持良好张力的可能性。实际上，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魅力与价值所在。退一步讲，从不同的时代认识水平出发，一些老问题也会有一些新看法，基于不同时代的问题意识，老生常谈的问题才有谈下去的可能或必要。回顾进入新世纪后国史研究的进展，回顾近些年来国史研究中或明或暗折射出的学术性与政治性关系的状况，笔者发表一些看法，恐怕也有些许价值，即使是一些旧原则的重申，对于国史研究者尤其是年轻研究者来讲也能起到一些提醒的作用。

　　谈论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学术性与政治性问题，首先需要对学术性与政治性有一个说明（不是概念的界定）。所谓学术性也可以称为科学性，对于历史学来讲核心是求真，即实事求是、保持客观立场、尽最大努力呈现历史的真实，这一基本要求对国史同样适用。所谓政治性也可以称为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对于国史研究而言，它主要来自执政党、来自作为执政党和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换言之，国史研究要发挥资政育人的功能，为国家发展、民族团结提供正能量，就应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而言，毋庸讳言，两者存在某种紧张和矛盾，不然就不会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并不断被讨论，但同时也要看到两者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学术性要求是基础，没有求真的宗旨，历史就不存在；政治性要求是顾全大局，是约束机制，意在防止一些敏感历史问题可能带来的消极社会影响。就笔者个人来看，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关系只要认识、处理到位，完全可以形成良性互动与互补，人为地夸大两者之间的紧张与对立是不科学的。下面，本文就个人看来比较重要的几个问题谈些看法。

　　一、如何对待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成就与失误

　　突出新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以利于凝聚民族精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是国史研究中首要的政治要求。从这一要求出发，新中国建立初期诸如打击投机资本与稳定物价、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以及抗美援朝等对于社会稳定、国家走上正常发展轨道起了巨大作用的历史事件和运动需要充分研究，以彰显其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同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八大及其前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需要大书特书。即使是在历史发生曲折的时期，例如“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时期，也要尽力去发掘其中的正面因素，包括闪光的思想与理论探索、在特定领域取得的成就等；对待失误本身，要重在总结教训，分析失误的主客观原因，以利于以史为鉴。

　　与已经画上句号的历史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还在继续，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本身又是现实。此外，即使从这一历史的起点1949年看，距离当下还不到70年，可谓是真正的“近距离”。“近距离”自有其优势，那就是难得的历史现场感，没有古代甚至近代历史的那种隔膜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非历史性解读，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国史，而只有理解的东西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历史，否则只能是历史知识或者只是文物、文字而已。当然，历史也需要时间的“长镜头”，这样会更全面、深刻，也更为客观。从被理解的意义上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史学名言自有其深刻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政治性要求自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国史研究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与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选择有着不同于一般历史研究的密切关系，政治性要求或约束较强难以避免。距离越近，敏感度越高，受约束越强，这是历史研究的一般规律。

　　弘扬成就的政治性要求是否一定会影响客观的历史研究，或者使国史研究领域变得狭窄呢？就笔者看来，严肃的历史研究绝不是简单地唱赞歌，而是通过充分占有资料，展示历史的复杂性，包括成就背后的代价，使受众在了解历史复杂性的基础上理解曾经的选择，在理解的基础上尊重走过的道路，在尊重的基础上赞同和拥护民族与国家发展的方向。新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丰富而巨大的，学者遵循专业规范去研究各个方面的成就、取得成就的艰辛而复杂的历程、主要人物的生平思想、评估这些成就的历史地位等，尽可以各显其能，事实上许多学者也是这样做的，且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国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化。

　　这里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国史中的曲折、失误。一个高明的历史学家不会满足于对错误或灾难的由来与终结过程的描述，他要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曲折和失误，如何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从这一点上说，出于政治考虑的重在总结教训的要求与严肃的历史研究是一致的，只不过表达和论证、分析方式不同。如钱穆先生对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评价不高，他批评这部著作“只载动与乱，不载安与定”，“使人只知道史的‘外围’，不懂历史的‘核心’”。[1]钱穆先生讲的是中国古代史，就国史而言，如果集中地、大量地讲失误和错误，其政治后果无须多言（实际上，出于好奇心，历史中的乱与错恰恰是一般人有兴趣了解甚至津津乐道的），国史研究者应充分理解政治考量的现实合理性。当然，如果一些学者恰恰对某一重大失误有兴趣研究且态度严肃，那么完全可以研究下去，不过必须认识到“发表有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