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64年起，在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1]进行的一场规模宏大的经济建设。它横贯3个五年计划，投入2000多亿元巨资，建起了1100多个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近30年来，学术界对三线建设及相关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2]对于三线建设所形成的这类数量庞大、影响深远的企业，已有一些学者展开了研究。不过，这些研究或论述其发展历程，或关注其经济调整，或探讨其社会生活，大多侧重于实际问题的论述，而没有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三线企业的本质。笔者曾在《社会史视野中的三线建设研究》一文中，提出可以引入社会学领域的单位制理论来探讨三线企业，指出它们是一种单位社会，但限于主题和篇幅，未能在该文中展开进一步的论述。[3]因而，笔者拟续接前文，在探讨三线企业的形成背景、选址环境、社会特征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深入剖析其社会本质，以深化三线建设及三线企业的研究。

　　一、三线企业的形成背景

　　三线建设，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20世纪60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针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做出了这一战略决策。1960年代中期中国周边的国际关系紧张，面临着来自苏联、美国等多方面的军事压力、战争挑衅和侵略威胁。毛泽东、中共中央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以及对苏联卫国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决定进行大规模的后方工业建设。因此，备战是三线建设的主要动因。三线建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基于我国工业布局调整的考虑。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工业集中分布在东北和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工业基础尤其是国防工业薄弱。在均衡发展思想和战备形势的影响下，中央试图通过一、二线地区支援三线地区，来改变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除了备战和改变工业布局这两个动因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反修防修”的考虑、优先发展重工业指导思想的影响也是国家进行三线建设的原因。[4]

　　毛泽东、中共中央做出三线建设的决策后，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对建设目标、总体布局和计划实施等作出了一系列的安排和部署，随之在三线地区展开了长达17年的大规模建设。三线建设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64~1970年为第一阶段，投入资金560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8.5%；1971~1980年为第二阶段，投入资金1492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36.4%。[5]当时的三线建设，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中央政府直接主持，倾全国之力来进行的。因此，在短短的十多年内，中西部地区建成了包括交通、国防、原材料、能源、机械、纺织等产业在内的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在所有的三线项目中，建成的工矿企业的数量最多。

　　根据形成方式，三线企业可以大致划分为三类：新建型、迁建型、改扩建型。新建型是原本没有该企业，三线建设时期才在三线地区新建的企业。迁建型是将原一、二线地区的企业搬迁到三线地区所形成的企业。改扩建型是三线地区原有的企业进行大规模改建或扩建后形成的企业。[6]当时，东部地区的工厂企业以“一分为二”或者全迁的方式迁入内地，或并入内地既有企业，或另建新厂，因此三线地区以新建型和迁建型的三线企业居多。例如，三线建设时期重庆地区有42家军工企业，其中，新建和迁建的有31家。[7]甘肃天水地区有37家三线企业，基本上都是新建型和迁建型企业。[8]这些新建和迁建的工矿企业在选址时要求严格，需遵循相应的选址原则。当然，不论哪种类型的三线企业，都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产物。

　　二、三线企业的选址及环境

　　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三线企业在选址时普遍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根据毛泽东“大分散、小集中”和“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指示，周恩来、李富春等人提出了“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1964年7月1日，周恩来在接见越南国家计委副主任阮昆时说：工业布局问题，从战争观点看，要设想一、二、三线，不但要摆在平原，也要摆在丘陵地区、山区和后方。工业太集中了，发生战争就不利，分散就比较好。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在向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9]当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还要进洞。[10]这个方针原本用以指导部分机密性高的军工企业选址，但后来被当作三线企业普遍的选址要求，在执行过程中还向着极端的方向发展，转变成“靠山、分散、进洞”（简称山、散、洞）的要求。

　　由于受“靠山、分散、隐蔽”选址方针的影响，大部分三线企业都远离城区，分散建在农村，甚至偏远的山区。例如，陕西新建的400多个三线项目，近90%远离城市，分散在关中和陕南山区的48个县、450多个点上，多数是一厂一点，有的甚至是一厂数点，被群众称之为“羊拉屎”“瓜蔓式”“村落式”布局。汉中飞机工业基地，下属28个单位分散在2个地区、7个县的3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其中一个企业被分散在6个自然村落中。[11]西南地区多山，三线企业更是分散到了各地的农村和山区。例如，原航空工业部在贵州省的○一一基地，下属47个企事业单位，分布在毕节、安顺、遵义3个地区和贵阳市的9个县、区内，纵横300多公里。[12]重庆市的118个三线单位，大多分布在周边的山区。[13]南川兴建了宁江机械厂、天星仪表厂、红山铸造厂、红泉仪表厂、庆岩机械厂等5个兵工厂，这些企业全都建在偏僻的山区，甚至山沟里。总体来看，虽有少数三线企业建在城市，但一般都是在城市的郊区或者城乡结合部，而大部分工矿企业建在了偏僻的农村或山区，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对其社会结构、生活及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三线企业的社会特征

　　从地理位置和环境来看，三线企业大多位于农村地区。那么，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三线企业具有的是乡村社会的特点，还是城市社会的特征呢？

　　对于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区别，人口学家、地理学家较多关注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空间结构等外在形态，而社会学家则更多关注其组织形式、社会结构、功能发挥、社会关系等内部特征，并进行过许多比较研究。例如，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将社会区分为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分别对应于乡村和大城市两种人类生活的组织形式。[14]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将人们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纽带分为“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以此来区分乡村社会和现代城市社会。[15]另一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则从居民的心理特征来区分城市与传统乡村，认为都市的社会结构和形态导致了都市生活的诸多特征，而乡村迟缓的生活节奏与其居民的心理特征相对应。[16]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不仅关注城市的空间布局，更注重于城市各个结构组织部分相互之间的功能分化与联系。[17]美国城市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斯更关注城市中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