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经济总体增长速度较快，但经济增长方式是典型的粗放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提高经济效益的新路子，迈开了扭转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步伐。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此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伴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江泽民率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中国共产党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与实践推到新阶段。江泽民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探索集中于经济增长方式方面，这是党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探索过程中的重要阶段。 [1]

　　一、在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努力探索和创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保障和动力机制，确立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思想

　　20世纪80年代，在经济管理体制放权让利刺激的同时，由于缺乏相应体制和经营机制的创新，多数国有企业尚未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缺乏活力。另一方面，又缺乏科学发展的理念，生产过度依靠大量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实现经济增长，出现超高速度生产与超出国力的大规模建设，经济结构、效益、质量及生态环境方面出现许多问题。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1990年12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上提出：必须下大力气搞好大中型国营企业。现在财政困难，问题主要在大中型国营企业效益低。这里有许多复杂因素，要从改善外部条件和内部管理两个方面来解决。1991年9月江泽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要把经济工作真正转移到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的轨道上来，体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 [2] ；下决心关停并转那些效益低下、没有前途的企业；开拓有效的市场，挖掘企业内部潜力，在提高职工素质、经营管理水平、经济效益方面下功夫，抓好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

　　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明确了中国改革的方向。10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郑重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优化生产要素组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着全新的意义。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江泽民在全会讲话中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相互促进的思想。他说：要“不失时机地推出已经准备好的各项改革措施，为经济发展创造好的体制条件”；“发展也要有新思路，真正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不能继续走盲目追求产值和扩大投资规模的粗放经营的老路。” [3]

　　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促使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注，由20世纪80年代侧重利益调整和刺激，提升到体制保障和动力机制的高度。在微观经济层面，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中心，推动企业内部管理模式的进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在市场运行机制方面，推动商品和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转轨，进一步理顺价格体系，不断完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外部环境。在宏观管理制度方面，通过政企分开、国有资产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分开，从下达指令性计划转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的间接管理办法，探索有利于推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宏观调控方式，同时推进计划、投资、财政、金融等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科技与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为激发整个社会经济活力，提高生产效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了好的体制环境。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江泽民不断引导全党去认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促进的作用。

　　1994年11月，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明确使用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并清晰地表达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和实现途径。他说：促进整个经济的良性循环，“根本要求就是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为主向集约经营为主的转变，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核心内容和主要课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是要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注重结构优化效益、规模经营效益和科技进步效益”。 [4] 为此，必须发挥计划和市场两个手段的作用，大力促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注重发展规模经济。合理调整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加快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强化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要把合理利用和节省各种资源提高到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对待。

　　1995年9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就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12个重大关系发表意见，在谈到“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时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思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明确提出，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总体效果不明显；问题往往出在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速度增长，忽视经济质量，效益不理想，整体素质不高；原因是复杂、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问题”；“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5] 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现‘九五’和二〇一〇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6]

　　此后，江泽民不断强化全党在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观念。1997年9月，他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新世纪“两个十年”和“两个百年”的战略目标，并明确指出，在这一宏伟目标实现过程中，“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 [7]

　　“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 [8] 的思想，是江泽民率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经济增长展方式转变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重大理论观点。经济体制改革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体制保障，将不断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扩大、推进和巩固市场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又将成为促进经济体制改革不遏的动力；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社会经济的进步。“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运动规律，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线和主题。自中共十五大后，“两个根本性转变”，始终是国家经济工作全局性的战略格局，并贯穿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个实践过程中。

　　二、在国家重大经济战略的实施中，努力拓展和丰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和内容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为应对时代发展的挑战，各国政府根据国情，都在努力推出新的发展战略。江泽民带领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针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面临的一系列急迫解决的问题，先后推出一系列重大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一）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中，努力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在“九五”计划研究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于1993年5月和1994年6月先后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是中国实现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和简单劳动的投入，逐步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驱动力，也是重要途径。

　　江泽民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在我们这样一个有近十二亿人口、资源相对不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依靠什么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呢？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条，就是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真正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 [9]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面对知识经济新时代的到来，江泽民敏锐地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与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构想结合起来。1998年3月，他在同全国政协科技界委员座谈时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并再次强调，“把科技进步和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10] 在江泽民的推动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在1999年迈出重要步伐。